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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金西博士在印第安那大學擔任生物學教授。他的學生向他提出許多有關性的問題。為了科學地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求助於醫學、生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等學科，結果發現，對於人類性行為的科學知識，比起對於人類機體的任何一種功能的科學知識來，真是少得可憐。

由於各種各樣的限制總是強加在性問題研究上，科學家們猶豫徘徊著不敢探索這一領域。普通人只能從他或她的個人經歷中去瞭解性，或者從有限的夥伴與醫學手冊中去瞭解。即使臨床醫生對人類性行為實況的瞭解，也主要依據個人的臨床經驗，而且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知道，他的病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全體人。即使歐洲的性學先驅藹理士和弗洛伊德的經典著作，對於那些沒有性障礙的常人，也沒有多大教益。

從本世紀初到1920年，俄國學者首先開始調查研究非病人的普通人的性行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凱瑟琳·戴維斯、漢密爾頓、迪金森、特曼、蘭迪斯等人也開展了這樣的研究。但是他們所收集的個案總計起來，也夠不上生物學家瞭解某一動物物種時所必需的數量。

好在近20年來。抽樣理論和統計學方法都迅猛發展起來，並應用於各個學科和各種社會領域。我們從中獲益菲淺，因此才得以進行真正的性研究。

由於觀察性行為的機會有限，也由於需要記載長時期中的事件，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對個人經歷的記錄來從事研究。當然，我們的資料無法包容人類性行為的所有方面，尤其人們與最親近的朋友都不會談論的那些方面。我們更要公開指出，收於道德和成文法律（顯文化）如此遠遠脫離一般人的實際行為（隱文化），使得幾乎沒有人敢於冒著社會的或法律的風險，公然談論他們自己的性經歷。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靠著對所有記錄嚴加保密；靠著對被調查者的任何行為都不加評價，更不試圖去矯正人家，最終還是記載下了不同群體中超過16，000人的性經歷。

應當強調一下，當我們最初開始研究的時候，目標只是為了擴充我們對一個科學信息極其有限的領域的知識。在後來的歲月中，我們逐漸發現，我們所獲得的資料極有價值，足以研究我們社會中的某些問題。科學本身的歷史，就是在我們已有的知識上，不斷增加任何有助於人類理解客觀世界的新信息。當然，某些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最有用的新發現，在其剛誕生時，往往似乎並無任何實用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某些研究被認為能解決緊迫問題，探索者就常常會被急功近利的需求所局限，沒有時間去揭示該問題的基本因素。例如，在人類性行為這一領域中，一直有人急於直接解決婚內性生活協調問題，但他們並沒有獲得他們本可獲得的成效。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科學地瞭解性反應的生理學基礎知識，或男性與女性之間在性反應方面的基本心理差異。再如，我們現在已經明白，正是由於人們勉為其難地生造出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界限，性的精神變態法律才被如此強化，而它們既不現實，又無法強制執行，更不能使社會機構提供據信它們本應提供的保護。我們不能求助於臨床實踐，也不能求助於平衡性法律，除非我們更多地瞭解人類性行為的動物淵源；瞭解性反應的生物學和生理學；瞭解其他人類文化中的性模式；瞭解形成兒童和青春期青少年行為模式的諸因素。同時，如果立法者和公共輿論不給予探索者足夠的時間，去揭示問題的根本所在，那麼我們還是無法完全解決我們的問題。

有些科學家，只有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出現實用價值之後，才願意繼續跟進。這種態度在我們看來，如同企圖在知識存在之前就去獲取它一樣不現實。我們收集的資料當然可能有助於理解人類的某些問題，我們也歡迎任何應用這些資料的機會，但這並不是我們的最初目標。我們也沒有讓任何直接應用目標來局限我們所從事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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