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學調查工作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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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我原本都沒有太多的感覺,因為我們彼此曾經有過的情素有過的機會,都已經在各有各的婚姻家庭後成為前塵往事。

直到那一天,她生產後我們幾個同事去探望她。當她虛弱的身影映入眼簾,當她凝視著那熟睡中的新生兒,我忽然有一陣強烈的椎心之痛。

我忽然感覺,那個孩子應該是我的血脈,那在旁邊照她虛弱身體的男人,應該是我,那每一個晚跟她同床共眠的男人應該是我。

回家後,我有了一個決定,我要用辦公室戀情佔有她。把我曾經對她有過的愛意,放大為一種強烈的行動,用嫉妒催化自己的勇氣,大膽對她告白,給自己半年的時間,熱烈的追求她。


  • 1938年7月,金西博士在印第安那大學擔任生物學教授。他的學生向他提出許多有關性的問題。為了科學地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求助於醫學、生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等學科,結果發現,對於人類性行為的科學知識,比起對於人類機體的任何一種功能的科學知識來,真是少得可憐。

由於各種各樣的限制總是強加在性問題研究上,科學家們猶豫徘徊著不敢探索這一領域。普通人只能從他或她的個人經歷中去瞭解性,或者從有限的夥伴與醫學手冊中去瞭解。即使臨床醫生對人類性行為實況的瞭解,也主要依據個人的臨床經驗,而且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知道,他的病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全體人。即使歐洲的性學先驅藹理士和弗洛伊德的經典著作,對於那些沒有性障礙的常人,也沒有多大教益。

從本世紀初到1920年,俄國學者首先開始調查研究非病人的普通人的性行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凱瑟琳·戴維斯、漢密爾頓、迪金森、特曼、蘭迪斯等人也開展了這樣的研究。但是他們所收集的個案總計起來,也夠不上生物學家瞭解某一動物物種時所必需的數量。

好在近20年來。抽樣理論和統計學方法都迅猛發展起來,並應用於各個學科和各種社會領域。我們從中獲益菲淺,因此才得以進行真正的性研究。

由於觀察性行為的機會有限,也由於需要記載長時期中的事件,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對個人經歷的記錄來從事研究。當然,我們的資料無法包容人類性行為的所有方面,尤其人們與最親近的朋友都不會談論的那些方面。我們更要公開指出,收於道德和成文法律(顯文化)如此遠遠脫離一般人的實際行為(隱文化),使得幾乎沒有人敢於冒著社會的或法律的風險,公然談論他們自己的性經歷。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靠著對所有記錄嚴加保密;靠著對被調查者的任何行為都不加評價,更不試圖去矯正人家,最終還是記載下了不同群體中超過16,000人的性經歷。

應當強調一下,當我們最初開始研究的時候,目標只是為了擴充我們對一個科學信息極其有限的領域的知識。在後來的歲月中,我們逐漸發現,我們所獲得的資料極有價值,足以研究我們社會中的某些問題。科學本身的歷史,就是在我們已有的知識上,不斷增加任何有助於人類理解客觀世界的新信息。當然,某些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最有用的新發現,在其剛誕生時,往往似乎並無任何實用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某些研究被認為能解決緊迫問題,探索者就常常會被急功近利的需求所局限,沒有時間去揭示該問題的基本因素。例如,在人類性行為這一領域中,一直有人急於直接解決婚內性生活協調問題,但他們並沒有獲得他們本可獲得的成效。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科學地瞭解性反應的生理學基礎知識,或男性與女性之間在性反應方面的基本心理差異。再如,我們現在已經明白,正是由於人們勉為其難地生造出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界限,性的精神變態法律才被如此強化,而它們既不現實,又無法強制執行,更不能使社會機構提供據信它們本應提供的保護。我們不能求助於臨床實踐,也不能求助於平衡性法律,除非我們更多地瞭解人類性行為的動物淵源;瞭解性反應的生物學和生理學;瞭解其他人類文化中的性模式;瞭解形成兒童和青春期青少年行為模式的諸因素。同時,如果立法者和公共輿論不給予探索者足夠的時間,去揭示問題的根本所在,那麼我們還是無法完全解決我們的問題。

有些科學家,只有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出現實用價值之後,才願意繼續跟進。這種態度在我們看來,如同企圖在知識存在之前就去獲取它一樣不現實。我們收集的資料當然可能有助於理解人類的某些問題,我們也歡迎任何應用這些資料的機會,但這並不是我們的最初目標。我們也沒有讓任何直接應用目標來局限我們所從事的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