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性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0)

作者：[美]托马斯·拉科尔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是另一个卢梭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名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给他的朋友考珀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罗斯金恳请考珀夫人作他的说客，劝说罗斯陶奇家族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请考珀夫人向陶奇家族解释，他与前妻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因为他不能享受床笫之欢，而是因为他只是不能同那个女人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他以自己的手淫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罗斯金力图说明的是，他手淫的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他已经完全从这种行为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考珀夫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39］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段生活却成为证明他正常性能力的有利证据。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 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

　　另一位名叫高斯（Goss）的人撰写了一部《论健康》（至1830年至少再版十多次）。在书中，他引用了提索的观点，并声称女孩同样也会受到手淫行为的伤害，其伤害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因此，女孩也应得到帮助，而他的公司就可以提供专门的药品。19世纪末另一个著名的江湖庸医—— 詹姆斯·霍德森（James Hodson）在其无耻的自我推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其他医生们所不具备的高超医术”，各种“所谓的医生”都曾经试图窃取他的作品和成果，而且宣称他所研制的“波斯大补丸”对那些“被某种秘不可言的恶习所困扰”的人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霍德森还借鉴了早期止痛项链的做法——在繁忙的咖啡馆里进行销售活动——他提供固定的场所进行销售，并使其成为一个书信交流的中心——寻医问药的信件、提供病例的信函，以及定购药品或书籍的邮单都可以在那里获取。繁荣的市场助长了手淫文化的传播。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版又一版与《手淫》类似的丛书，一边提供健康建议，一边以高价推销药品。［40］直到20 世纪，提索的《论手淫》在欧洲一直行销不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书的大获成功无疑也为报纸广告中各种药品的销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