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女性小说与女性创作的解析
《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崛起于六○年代，历经七○、八○年代的转折进入九○年代，她们的创作与五○年代并不必然相关，与台湾社会六○年代以降的政经情势也呈深浅程度不同关系，然而她们的出现既以台湾的大环境为背景，乃至她们自己也成为背景的一部份，她们的存在意义必须放入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显豁，因此，我们的论述就不得不对台湾现代文学断面有一清晰的了解，对台湾女性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作一背景的回顾。本章将在第一节探讨台湾近代女性创作兴盛的成因，历述台湾五○年代至九○年代初期的重要文学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在第二节论述传统女性创作的概况，而以五○年代为主，在第三节说明本文将采用的分析技巧。（1950～1990）第一节台湾近代女性创作兴盛的成因：1950～1989本节就女性创作兴盛的成因进行社会背景的考察，考察的方式分两程进行。五○年代以降，高等教育普及、妇女经济自主、女性阅读人口增加、女性的社会参与提高等等蕴育了一个适于女性创作发展的空间，其次就社会思潮著眼，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文学运动的起伏对女性创作的影响。
壹、社会背景的考察：边际因素
一、高等教育的普及
台湾高等教育的普及，其迅速，嘉惠女性之大，自调查与统计中最得以知其大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四十馀年，蔡青龙〈战后台湾教育与劳动力发展之性别差异〉（1985，页284）一文谓：一九五三年，台湾女性二十至二四岁人口平均只受3.94年的教育，为同类男性受教育年数的57％，而到一九八三年该年龄层之女性，其受教育者，平均为10.06年，女性则受105年的教育。女性为男性年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相差很少。根据一九八六年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男女生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非但不再男高女低，女性甚且优于男性（教育部，1986，页28～33）。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逐年呈上升曲线，并非一蹴而成，一九七一年夏天，联考放榜，舆论一片“如何防止女生过多，保障男生名额”之声，可见妇女攻读高等教育的优势绝非八○年代以后的事，早在六○年代末期即已出现。
高等教育是培养女性小说家角逐缪司恩宠的主要原因。此一现象，在《现代文学》特别显著。《现代文学》由于是一学院气氛浓厚的同仁刊物，出现的女性小说家，本文所研究的对象，皆出身文学院，外文系的丛甦、欧阳子、陈若曦；法文系的施叔青；历史系的於梨华；哲学系的李昂；巧的是，这六位全进修了至少一个以上的硕士学位。观念的开放，公平的联考制度给予女性力争上游的机会，许多大学的文科，尽为女性天下，破坏了两性在文史类科的学习生态，教育家不免忧心忡忡。然而人文学科的养成教育使女性接触大量的文艺作品，熟习文学传统与艺术精神，启发她们表达技巧，训练她们斟酌用字，一旦从事文学创作，自然能游刃有馀，而有较大的成就。时代的脚步愈近，机会愈形开放，妇女受高等教育者日益增多，女性创作也就愈形兴盛。
二、经济生活的独立
经济的急剧进步；科技的日益发达；自动化的加速进行；智力工作相形较需求劳力者殷切；妇女之作为人力资源，不得不善加开发以改进总生产力；小家庭往往需要两份薪水才能维持较高生活水准的现实等等，大势所趋，妇女就业的意愿与机会大幅增加。李国鼎（1985）在〈台湾妇女人力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早已指出，妇女人力逐渐由家庭走入就业市场，直接投入生产活动，这是高度就业国家的潮流所趋。台湾地区过去辉煌的经建成就，妇女人力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台湾女性的就业率由一九六五年的33％增加为一九八三年的42％。六○年代，《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多半负笈异国，她们回国时，参与的正是变化中的七○年代，施叔青、李昂都是这样的例子。同时，单身女性在当代社会显著增加，这批现代女性以其高知识水准、高能力与男性逐鹿主管市场，往往颇有斩获。
三、社会参与的提高
经济的独立，使得女性得以摆脱生活上对父权的依赖，建构自我存在的尊严，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而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女性知识大增，不仅能从事高难度的思考，辨明社会体制的合理性，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相对地强化，得以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家电用品普及，简化了家务处理，再加上人口政策的推行，生养子女数目的控制，女性得以从家庭绳绑中解脱，节省了诸多精神和时间，连带提高她们参与社会服务的动机，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社会风气开放的结果，男外女内的生活模式受到挑战，一般人也逐渐能接受女性扮演多重角色。女性参与的社会服务，除慈善、公益，也透过抗争实现自己的诉求，要求改善法律中不平等的条文即其一例。（李美枝，1985，页453；谢美莲，1988，页110）。
四、女性阅读人口的增加
高等教育普及，中、低层教育的推广更见效度，识字人口增加，随之增加的，是阅读人口。传统女性的工作分量由机器分劳，生活馀暇增加，她们又有经济能力，得以决定打发时间的方式，购买图书阅读，同时也就决定了出版市场。小说本身即一较倾向女性的书写形式，它所描绘的东家长、西家短的种种日常生活细节，隶属于妇道人家嚼舌头、扯闲话的“世袭领地”，不像史诗歌颂沙场征战，英雄壮举，一看便是须眉丈夫的志趣所在。（黄梅，1991，页1）。台湾小说数十年来在各种文类中，备受女性读者青睐，可说其来有自，并可与西方小说之兴起，互收发明之效。小说兴起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正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地与居家处分离，同时过去妇女日常必须操持的家务劳作大半被机器取代，她们的闲暇凭空多了许多，男人则藉著工业迅速累积他们的财富，并且把家中妇女的悠闲、教养视为社交的筹码，鼓励妇女学习技能，以便在必要时自力更生，而指导女性贞洁、举止言行的“行为指南”（conductbooks）更是应运而生，多如过江之鲫，以应付广大的女性阅读人口，这个教育女性的新兴潮流，与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意识形态对男女的制约关系。女性作家撰撰写的闺阁小说在这潮流的推波助澜之下，因此形成小说兴起初期的主流文类之一。也就是说，女性透过社交之风雅，透过她们在家庭中的掌控地位，以及她们“在家”的书写与阅读，参与两性规范的建立与文化的建构（NancyArmstrong，。1993，页805）
无独有偶，英国的情况正可印证于台湾。女性读者与女性作家互相养成，其于台湾文化界之重要性，畅销排行榜可见一斑，从五○年代的琦君到九○年代的小说族，这个阶段也正是台湾中产阶级形成的时期，萧新煌就以为台湾都市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正式分开是在六○年代，中产阶级的力量随时间逐步扩大（松永正义等编译，1990，页27。）
台湾从五○年代到九○年代的教育与生活水平的变化，请参见图一、二、三、四。
贰、核心因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西方的妇女运动可以溯至法国大革命，至二十世纪中，妇女向社会要求同等就业权、教育权、公民权、参政灌、同工同酬。六○年代，美国又兴起了“新女权运动”，妇女不仅争取法律和人格平等，更进一步要求拥有自己心身的权利（杨美惠，1988，页1～35）。于是便开始以“妇女科学化、学科化”的新课题，挑战人类科学的传统理论，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型态形成重大的冲击，影响所至，远超出了妇女运动本身。学者（包括男性及女性）开始在男性世袭的理性科学中开拓了许多专门的妇女学科，诸如妇女史、妇女人类学、女性心理学、妇女社会学、妇女文学史等等，这些学科化的妇女研究，使目前引为典范的科学知识出现了许多缺乏，并有所裨补。七○年代，在美国发展的激进女性主义，建立“两性角色分析”的理论，以为社会将男女生理差异刻意渲染，设计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强调两性扮演，以维持男性优权；七○年代中期，发展了“男女划一”论，未几衍生“女子中心”论，齐一分析“后天”社会培养的“性角色”与“性心理”如何导致男女两性关系的扭曲，同时提倡“女人认同女人”，以团结女性的意志和力量（杨美惠，1985，页26～27）。这股思潮对留学的《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多少产生影响，於梨华写作《考验》时，思羽决定离开丈夫儿女，另行开拓自己的前途，就是受了当时女性主义的影响（1990，页13）。
女性依附父权在东方有更久的历史，台湾尤然。日本据台时期台胞权益饱受压抑，遑论妇女！西方女性主义者为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往往不惜流血抗争，示威游行，奔走呼吁，他们努力的历程固然艰辛，却也给社会无数深入了解其理念、主张的机会。运动一旦成功，理念与主张就能充分在社会各个阶层落实。中国则不然。中国宪法保障两性的平等，限制性别歧视，开放妇女参政机会、工作权，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等等，这些关系妇女权益的重大条规虽然也有民初女性主义运动者努力的成份，有一大部份是直接学习西方观念的结果，并未经过广大社会运动的落实，深入各个阶层。当这些成果随著国民政府移植到台湾，台湾妇女有的是对自己享有的权益所知有限，有的是享有权益而不知其所以然，至于进一步反省妇女权益的不足，如何争取两性平权更是闻所未闻。因而妇运在台湾露面完全是一新运动的种籽，必须在适当的环境下才得以抽芽茁长，而一般教育的普及、经济生活的水平、社会参与的程度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发展与台湾妇女运动形成等差的关系，依其发展实况，可以分为四期，兹条述如下。
国民政府迁台的四○年代末期至六○年代，台湾的政治气压沉重，一般教育、经济生活、社会参与皆处于开发阶段，可视为妇运的准备期（注一）。六○年代在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中，吴浊流创刊《台湾文艺》（1964），锺肇政编辑《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十册(1965），尉天骢创刊《文学季刊》（1966）成为七○年代主流上游。
七○年代初承接六○年代的绪馀，越战、人权、嬉痞，蓄长发、穿T恤、喇叭裤、美军电台、摇滚乐等等。随著时间推移，台湾已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型为出口导向的加工经济，加工出口区在各地普遍成立，政策必需抑农扶工，迫使农村的劳动人口流向工厂，流向都市，劳动力可以计价买卖，个人以此就业，变成一个个游离的自由人，正符合企业主与时代的需要。当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与外交的节节挫败、在野民主化运动等各以不同的音阶同时和奏。最后一批美援于七○年运抵台湾，接著发生保钓运动，退出联合国（1971）、与日本断交、尼克森与北京签署上海公报（1972）、美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73），全球性石油危机，蒋中正去逝，越战结束（1975），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中坜事件发生（1977），卡特与北京建交（1978），进行中的台湾国会选举取消，爆发美丽岛事件（1979）。这一连串的政、经动荡，各具特殊意义，而以保钓运动促使知识分子反省、认清国际现势中台湾的地位，最具里程碑的姿态（1970.8），标识一个展开思辩，追寻意义，关怀现实的台湾新纪元。在联合国丧失会籍，意味著台湾丧失国际的存在证明，同时也丧失代表中国的身份，迫使台湾必须在台湾本身寻求自我认同，于是而有政治上本土化政策的落实，文化上本土意识的兴起；保钓最后的分化，则预示了未来台湾知识分子政治与思考模式的歧异：统独分裂。一九七一年《大学杂志》出刊，“大学杂志集团知识分子改革运动”乃是战后台湾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运动之一，它促成了七二年蒋经国的出任行政院长，随即于七三年与统治阶层决裂，该集团成员一部分被延揽入官，一部分被放逐在野，“它代表了新兴知识分子要求效率化与合理化的意愿，也反映出了一定程度要求民主化的趋势。”（南方朔，中国时报，第二十七版，1993.72）接下来的文化大事，整个指向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追求。报纸增张了，另一方面是代表本土性的民主运动杂志《台湾政论》出版（1975）。此后党外杂志前仆后继，出出禁禁，较具代表性的有《夏潮》（1976），《这一代》（1977）、《新生代》（1978），《八十年代》、《美丽岛杂志》（1979）；再一方面是文化界的自省，用自己的语言旋律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故事、跳自己的舞蹈、画自己的绘画，于是而有朱铭的雕刻、洪通的绘画、陈达的民谣、林怀民的舞蹈、王祯和与黄春明的小说，于是而有现代诗论战（1972～1973）、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在六○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中从未出现争议的“中国”意识开始受到质疑，台湾与中国究竟呈怎样的一种关系﹖“用现实台湾代表中国”的诉求，反对旧民族主义，也反对五四以来绵延不断的西化倾向，于是主导六○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受到强烈抨击，创作者回头重新拥抱写实主义。乡土文学论战原本是一场没有交集的对话（注二），然而在中国意识笼罩下的台湾乡土意识原本模糊而片断，逐渐扩展为完整的本土意识，脱中心化（中国意识与官方体制）与脱西方自我显化的完成（李永炽，第22版，1993.74）却不能不说是近代台湾文化界最大的盛事。
整个七○年代，在野的民间力量日益庞大，中产阶级的政、经实力日益增加，妇运的兴起与进行，脚步相对显得蹒跚，纯然是一种边际的姿态，吕秀莲“左手新女性，右手民主人”（吕秀莲，第27版，1993.79）的个人经验正说明了早期妇运依违于政运的关系。吕氏（1970）一面透过撰写文章，举办演讲、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经营“拓荒者之家”与“拓荒者出版社”，在高雄、台北设立“保护你”专线，一面抨击社会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现象，要求修改民法、国籍法中关于子女姓氏、国籍、监护权、亲权、夫妻财产等父权法条，并为“民法亲属编修订草案”和“堕胎合法化”两案催生。在性别论述上，吕秀莲颇见摇摆，她主张“先做人，再做女人”、“人尽其才”，又强调女人“是什么，像什么”，结了婚就必须尽到持家教子、守贞的“本分”，同时她在穿著上非常女性化。对于父系社会用以枷锁女性的婚姻制度，异性恋意识型态和“母性”，吕氏从未深入批判（注三）。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仍趋保守，女权仅对少部份中产阶级的职业妇女产生意义，难收成效。《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投身此一潮流的，有施叔青、李昂、欧阳子。施叔青与吕秀莲合办拓荒者出版社；李昂自谓曾经为吕秀莲提过公事包（1993，7，第37版），并随之也投身妇女社会工作；人在美国的欧阳子，翻译了《第二性》（1971），请参见本文第四章。吕秀莲因美丽岛事件入狱（1979），妇运告一段落，可视为第二阶段开发期。由此可见，台湾女性自我主体的追寻稍慢于台湾主体性的追寻，主张也比较温和。
乡土文学运动的理念，起源于七○年代知识分子对台湾问题的初步回归与反省，社会性与民族性为两大诉求，个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即陈映真，而后不得不结束于八○年代中期“国家认同”问题的尖锐对立与分化（吕正惠，1993.12.15～19），交棒给后现代。八○年代后现代时期的潮流是通俗与严肃的评价不复河汉，小说创作人口地一般化──这是小说通俗化的必然结果（蔡源煌，1993.1.12～14，第二十七版）。虽然报禁解除，报纸增张，小说发表的空间却日渐萎缩，小说家与阅读者同时受到新媒体──电视、电影，新事物──股票、六合彩，新娱乐──卡拉OK、KTV等等的严厉挑战。在题材上，值得注意的有政治小说兴起而诙谐化，以及女性主义议题的白热化。
美丽岛事件之后至八○年代中期为社会运动的低沉期。然而由于妇女教育程度、经济生活、社会参与呈明显地提升，国际女权思潮的澎湃，人权意识的增强，中产阶级力量日形稳固，社会发展更形多元化，女性角色及两性关系进而成为社会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妇运进入第三阶段，为开展期。不同性质的妇女团体及女性杂志相继成立，李元贞创办《妇女新知》（1982，页117～122）杂志尤其最具意义。《妇女新知》持续关注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平等权益外，并致力于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努力推广女性主义的知识及其应用，在心理、艺术和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中，探索中国传统女性备受压抑的症结所在，留心女性文化的发展和建构。该阶段的妇运不再以“新女性主义”为口号，改以“新两性关系”为取向，朝建立两性平等、和谐的社会而努力。迨戒严法解除（1986），政治禁忌日渐消除，地区性社会运动日益增加，处于边缘地位的台湾妇运，有了更宽阔的发展空间。对妇运而言，民主化是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因为民主化的开放社会不但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沃土，它也提供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培养妇女领导组织社团和凝聚社会力的能力，更可以拓宽现有妇运的议题和活动视野，提高其可见性和政策有效性。民主化亦可间接促成今后妇运的多元化。”（顾燕翎，1989，页315）是为第四个阶段，蓬勃期（注四）。但截至目前，未来显然还有一段路要走。妇运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个人和团体，趋向于分散和多元。学术界，女性专业人员和许多妇女团体分头努力，甚至联合行动，不畏采取抗争的方式来表达妇女的意见和立场。“总之，这时期自发性妇运的可见性较高，虽然仍以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主流，但对女性和性别体制的意识型态渐出现不同的看法。其诉求的对象和议题也有差异。”（顾燕翎，1989，页314）
舍弃时间的分期，改从女性自觉的不同阶段作为分期的准据，最早女性处于一切唯男性价值标准是依的“浑沌期”；接著进入“认同期”，要求社会提供女性“上进”的机会，参与原属男性的阶层或团体；至“抗议期”，女性了解女性所遭遇的压抑是群体性、结构性问题，开始就种族、阶级、性别、宗教等等角度来从事系统性思考，最后主张建构女性中心（woman-centered）文化理论，以为女性是文明与生命的基石，强调女性经验的存在意义与不可取代，力图以此改进父系社会建制的缺失，最终期于进入一个两性彼此尊重，发挥所长，携手共同创造世界福祉的平等“合作期”。
新女性在寻找、建立新自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旧传统的冲突。男性中心社会有形与无形的压制与束缚，认同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得许多女性忧虑自我成就可能带来的问题，迟缓她们自我实现的脚步。此外，兼顾职业与家庭毕竟十分艰苦，生活时间分割零碎，不易做整体思考，大环境的限制，如社会对女性刻板的角色印象等等都阻碍女性知识分子进入更广阔的自我实现的空间，有待国内女性携手努力，共同加以克服。我们将逐渐发现，女性知识、经验、自我意识的成长，为女性小说家的崛起与成长奠定了坚确的础石，并且可以互相印证。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过去女性创作的特色，目前与未来女性创作的走向，特别是关乎文学的杰出论述。第二节、女性创作遗产的考察壹、五○年代以前女性创作之概况
从历史的研究发现，中国在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的生存价值依附于男性，与西方相同（注五），文学史里女性论述和女性文学向来不曾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有，也居于“边陲”、“末流”、“附庸”的地位；《诗经》里有许多性格清楚的女声，吴歌西曲中的微吟短制，其共同特点之一，是不具姓氏，如蔡琰诗、李清照词的名动千古者，屈指可数。女性著有姓氏参与重要文学活动，乃至文体的缔造，罕见于文学史，即便如涂山氏使妾候禹于涂山之阳作〈候人之歌〉，有娀氏之女在九成之台作〈飞燕之歌〉，分别是南、北音（乐府）的起源（《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文学史家只当作传说（注六）。至于班婕妤〈团扇歌〉为五言诗的起源，唐山夫人〈房中歌〉为三言诗起源，至今尚未成定论。而更多的女性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识型态箝制，根本没有机会自觉地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作家的，也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女性的处境，多由男性作家代笔，女性有限的作品，也由男性评论者品鉴，由是，女性自身的存在，包括思考方式，往往受到男性中心思想──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总控制而不自觉，如汉朝的班昭、唐朝的宋若莘和陈邈妻郑氏，以及明朝的仁孝文皇后等便臣服于父权社会的律则，写作《女诫》、《女论语》、《女孝经》、及《内训》自我束缚的作品。也有如班婕妤之流，虽未正面肯定父权社会，却吻合了封建礼教的理念。还有的从事“闺阁文学”，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属品，所谓《红香小册》、《翠楼吟稿》即是。据统计，从汉魏六朝到清末民初，有姓无名，有名无姓及只见丈夫姓氏不见作者姓名的女作者有四千多人，流传下来八百多种诗文集，纯作为父权社赏玩的对象。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至戊戌变法后近代启蒙思潮兴起，才有大幅转变。女性编辑的有关女权运动的刊物陆续出现，陈撷芬的《女苏报》，秋瑾女士的《中国女报》。然而中国女性小说家的出，虽然可以推始于清同治时女史作的说唱的平话小说《笔生花》，其成为气候，还有待“五四”时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降的二三十年间，新诗处于摸索阶段，在试验中寻求新的形式及寻求社会的认可及接纳，重要女诗人仅有冰心（1900-）一个（注七）；在小说方面却有不少令人瞩目的女作家，《新青年》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女性小说作者陈衡哲（1893-1976），再过半年多北京《晨报》出现了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谢冰心。新文学发轫的一、二十年间，女性作家辈出，前述两位之外，还有庐隐（1898-1934）、冯沅君（1900-1974）、苏雪林（1899-）、石评梅（1902-1928）、凌叔华（1900-1990），稍晚出的有丁玲（1904-1986）、谢冰莹（1906-）、萧红（1911-1942）、罗淑（1903-1938）、草明（1913-）、白薇（1894-1987）、白朗（1912-）等。是时刊物上以女士署名的作者不下二十人，文章或小说都以带“女”字为荣，形成了一种推崇女性作品的风尚，而谢冰心的影响在当时作家中仅居鲁迅之下。她们与传统作品最大的不同是深入自己个性的同时，也能扣住时代思潮。妇女的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写得次多的是儿童题材。旧文学史上，女性韵文文学的成就远超过女性散文文学。“五四”女性作家的重要突破，却是把抒情性、音乐感推广到小说艺术领域。（杨义，1993，页99～111）返顾战前的台湾，女性作家在日本殖民政体的统治下，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是有限台民中的有限，因而只见张碧华、陈清叶、杨千鹤、黄宝桃、郭翠玉、陈春映等偶有创作。然而战后三、四十年来，台湾女作家陆续崭露头角，大放异彩。根据统计，巨人版的七十位诗人里，女性占了八位，约为九分之一；六十七位散文家里，女性多达三十一位，几近一半；九十七位小说家里，女性占了二十三位，约为四分之一。这数字说明了台湾文坛四十年来不变的传统：女作家最出色的表现在散文，其次是小说，最后才是诗。九歌版的大系九十九位诗人里有十九位女性，九十位散文家里有三十二位女性，七十位小说家里有十八位女性，所占比重依次约为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仍然是散文最盛，小说次之，诗殿后。尽管如此，却也看得出来，女性在小说创作维持一定的比重（巨人版占四．一分之一，九歌版占三．八分之一）。九歌版评论卷五十九位作家里女性占了七位，超过十分之一。女作家在散文与小说上简直举足轻重，在诗与评论上也渐渐追了上来，“成长率”可观。（余光中，1989，页4～5）
一九八四年由中央图书馆等单位举办“当代女作家作品展”所编的书目显示：当代国内及海外自由地区有单行本出版的女作家，截至一九八三年年底止有二九四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计收作家六二三人，其中女作家一九四人，约占30％。如果以八○年代女性文学之蓬勃发展来看，女作家之人数应尚不限此数。而由于六○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系根植于五○年代培植的文学土壤之上，必须衔接于五○年代之后加以理解，此地不得不对五○年代的创作情况多事关注。女性各阶层教育的普遍提高，经济的独立，社会参与增加，导致女性意识的抬头，女性主义论述与批评的风起云涌，对女性小说家的崛起与成长形成决定性而且能动性的影响，对女性小说的创作也充满意义。女性经过这样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女性生活多元化了，生活空间辽阔了，经验内容繁复了，有了更多的写作题材，更深刻的思考视野，她们探讨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尖锐而少顾忌。小说这个叙述文体的特质，尤其能扣紧社会变迁下女性的成长、变化，於梨华、丛甦、陈若曦小说中的女人，早已不再局限于委屈求全的弱者。《变》、〈杀夫〉等等作品，篇名即已充满寓意。事实再次给我们启示：女作家的研究不可或缺。
参、五○年代时期女性创作之概况
四○年代末期，国民政府播迁，旋即跨入五○年代，尾随来台的作家，除了军中作家之外，便以女性作家为大宗，她们作品的质与量相当可观，散文如琦君、锺梅音（注八）、张秀亚（1919-）（注九）、徐锺珮（注十），小说如孟瑶（注十一）、潘人木、张漱菡（注十二），以及旅居大陆多年返台定居的林海音等等，她们的共同特色是：技巧以细腻擅场，主题反共的寓意较隐，怀乡的心念较深，在禾秀的微吟里及于现实生活的关切，时空表现涵括大陆与台湾的家居生活、个人情感等等。其中，张漱菡应属所谓的“新锐的小市民趣味文学”（尉天骢，1985，页452），不为反共怀乡的主题所范畴，然而“缺乏深度的，略带浪漫气息的，其中的感伤、梦幻的成分也多少少填补了一般青年的空虚”。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琦君的《菁姐》（1956）、《百合羹》（1958）等一系列作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1960），郭良蕙的《泥洼的边缘》（1954）、张秀亚的《七弦琴》（1954）、艾雯的《魔鬼的契约》（1955）、刘枋的《逝水》（1955）、繁露的《养女湖》（1956），孟瑶的《心园》（1953）、严友梅的《无声的琴》（1956）、童真的《古香炉》与《翠岛湖》(1958）等；聂华苓则有《葛藤》（1957）、《翡翠猫》（1959）。这些女作家有许多人同时是杰出的散文家，琦君（1917-）尤为佼佼者。琦君，本名潘琦君，父亲任职乡吏，从小接受传统乡塾教育，国学根柢深厚，之江大学中文系毕业。自来台伊始，出版了二十册散文集单行本，三十年来畅销不衰，题材环绕家乡与童年生活的人物与事件，塾师、长工、二姨、母亲等等，其中一部份堪称自传性浓厚的散文体小说，如〈菁组〉（1956）。琦君的作品充满人性光明面的歌颂，时而涉及人性艰辛的挣扎，譬如她描述父亲娶了二姨进门后，母亲的寂寞，她与二姨之间紧张的情感关系，直到父亲去世，两个女人互相知解同情，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蕴藉深长，可谓为琦君最典型的风格，深富教育性。然而她所描写的题材未免失之单面，过于理想化，缺乏立体的塑像效果。她所临摹的世界，是传统大陆的乡俗世界，同时满足了现代人对古老中国文化与隔绝于海峡那个中国大陆的乡愁，在当时具有十足的代表性。
这一个阶段的作品，除了聂华苓的作品已跨入现代派的门槛，馀皆以反共怀乡的特定主题意识，不同的评论家眼中有不同的评价。
就肯定面立说的评论者以为“光复后十年间，台湾文坛上质量最丰收的是被称为‘怀乡文学’的作品。古往今来人类对家乡和往事的怀恋一直是文学的主要题材。....它们（小说）各自以相当完整的结构，比较超然的态度，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风格记录甚至分析了那个多苦多难、血泪交迸的时代。”（齐邦媛，1990，页10）持类似看法的，有司徒卫（1979，页283）、刘心皇（1970，页219）、张素贞(1974，页83）、公孙嬿（1970，页48）、周锦（1976，页808）。
就否定面立说的评论者，则强调“不幸，他们的文学来自愤怒和仇恨，所以五○年代所开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得他们的文学堕落为政策的附佣，最后导致这些文学变成令人生厌的、划一思想的口号八股文学。”（叶石涛，1987，页88）主张相似的，有王拓（1980，页109）、彭瑞金（1991，页100）、白少帆（1987，页267）。
持折中态度的，则说本阶段“作品有血有泪，真实感人，然而时日一久，逐渐演变为主题重于一切，口号充斥于一般流八股之中，毫不讲求技法，导致后来一般人对‘反共小说’的排斥心理。”（隐地，1974，页3）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主题意识不断重复之后，泛滥成灾，逐渐僵化为陈腔（cliche），是必然的趋势，原不独反共怀乡文学为然。何况，反共怀乡小说原是威权体制刻意经营的花圃，一旦时势移改、政策调节，植栽全面置换并不意外。考察这一个时期的作品，表现内容上可说略无新意，在艺术形式的开拓上，虽说赓续五四写实一路却仍有创获，语言文字的修饰冶炼、故事情节的编排插置，都在一定的格局内日有进境。如军中作家与司马中原，段彩华并称“三剑客”的朱西宁，便以鲜活的口语，沉重的死亡意识，深入刻划人性的病态，道德的挣扎，往往呈现惊人的批判性，作品有《大火炬的爱》（1952）、《春雷》（1949）、贼（1949）。他的〈铁浆〉（1961）描写旧家族、旧世界的萎顿、消失，新世界的到来，叙述文体简洁明快，绝无累赘；〈破晓时分〉（1963）描写少年的主角涉入成人世界的探险历程。他的作品往往涉及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崩溃的农村经济结构与伦理价值，与台湾七○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一样，呈现眷恋旧社会的情怀，谴责现代化对农村生活样态的侵袭。又如姜贵，他以传统小说的说书技巧，描写古老的乡镇，传统的制度，将共产革命者视同色情狂，于炎凉世态绝不宽贷，人物创造生动，意象鲜明，成就逾于反共文学的模式，重要作品有《旋风》（1949）。然而此地关注的焦点还是在女性小说家，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音、潘人木、张爱玲。
林海音（1918-），籍贯台湾，出生日本，成长于北平的复杂经历，成为她创作的泉源，尤其是北平，加深她作品中浓郁的家国特色，作品有《城南旧事》（1960）、《绿藻与咸蛋》（1957）、《晓云》（1959）。林海音主编联合报副刊十年，创办《纯文学月刊》、“纯文学出版社”，发掘、鼓励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力十分可观。
分析林海音写作的题材，大抵可分三大类：童年居住北平城南的景色与人物；民国初年的婚姻故事；光复后十年间台湾生活风貌。林海音的小说都有完整的叙述体式，人际关系和时空背景细密配合，即使是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时，也能维持著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城南旧事》虽是五篇短篇小说合集，实则为一长篇的格局。小说中人物与时空的紧紧贯连，主角人物英子即林海音的化身，她由七岁（1923）成长到十三岁，故事循她的观点发展无数的悲欢离合，有英子来自台湾的父母，她的弟弟妹妹；有惠安馆里住著的疯女，胡同口的养女妞儿；废园里的小偷；逃亡的姨太太兰姨娘；和全书中无处不在的宋妈。市廛风光、家居生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悲哀无告的爱情，妇女、孩童、老人、流浪汉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她匠心独诣的编织下，穿错地凸显时代社会的性格。
在女作家群中，潘人木（1919-）的《莲》、《马兰的故事》（1987）、《如梦记》（1951）曾获中华文艺奖，是反共爱国文学的正字标记。三部小说都以女性经验为主体，情节离奇，人物庞杂，主题鲜明。《莲漪表妹》（1952）选择抗日战争期间左翼分子在大学校园的地下活动为时代背景，叙述一对表姊妹的经历。表妹活跃于政治，被诳骗而终至万劫不复，表姊安分守己终能历劫平安，潘人木尝试纪录国共内战，抗诉共产党利用年青人的热情以颠覆国民政府，小说除了预设政治立场兼事斩钉截铁的道德判断。她的文字清新，笔尖多带诙谐、譬喻，热血澎湃，人物类型往往是善恶是非的表征，塑造扁平，却是反共怀乡文学中重要的女性声音。
张爱玲（1921-），生于上海，河北丰润人。曾于一九六一年访台，由当时读大二的王祯和陪伴，游历花莲，短暂停留后离开，然而她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影响却是历久而弥新。做为一个作者，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只觉她甚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胡兰成，1986，页188）。她的时代感是“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一旦从事观照，她是主观的，事事物物有她自己的意见，是事物来就她，就她的事物里，她又只是临水鉴照，那姿态又仿佛一点都不关她自己，使她能深入人情世故最不堪的部分，使得小说处处带“自然主义”的色彩。她对颜色、气味的掌握尤其亲切，小说世界永远充满细腻、华丽的意象，精确的意态与形致。她习用的叙述方式是“旧小说观羼用在场人物观点”（张爱玲，1988，页36），这种叙述并不以理性、客观分析的方式呈现，而以“直观”的方式贯入作品，成为作品的内部结构，使得张爱玲的小说处处弥漫著特殊的愁悒、犹疑的气氛与情调。张爱玲对于人类复杂多变的情感异常的不信任，对于婚姻关系更是多所质疑，因此她笔下的男女，多的是试探式的调情、斤斤计较的交易、以及对许诺的揶揄。这种怀疑的精神特质流露于描写婚姻的文字里，无疑地掌握了某种人际关系永恒的特质，远绍《红楼梦》的言情传统，另辟蹊径，呈现多面而动人的风貌。张爱玲是最具现代主义精神的女性小说家。虽然随著时代进步，女性地位、生活经验与自我意识不免有所变迁，女性主义兴起后，张爱玲笔下的“怨女”非但不曾过时，反而突显了在父权社会压抑下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质，从而获得先驱性的意义，这正是她在小说创作上成为祖师奶奶的重要凭借，说她代有传人一点也不为过，白先勇、蒋晓云、施叔青、锺晓阳、苏伟贞、郑宝娟等等莫不与她有传承影响的关系。作品有：《秧歌》（1954）、《赤地之恋》（1954）、〈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78）等等。
五○年代的小说创作多半延续五四以来写实的倾向，女性创作以情感表现、铺陈叙述为主，主题泰半局限在反共怀乡的意识型态之中，反共者多记事慷慨，怀乡者每抒情优美，渐成格套，形成六○年代女性小说创作兴起的契机。欧阳子少女时期喜爱张秀亚、孟瑶的作品，模仿她们的抒情语言，施叔青更是对张爱玲推崇备至，成为私淑传人。第三节《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的批评视角
本节拟分两部份就女性经验与女性主义、现代主义与其他（主要是与存在主义、弗洛伊德思潮的缠错部份）进行论述，说明本文的批评视角。
肆、女性经验与女性主义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源流
任何一种论述都牵涉到价值准则的建立与批判，本文第一章已有所述明，批评家为论述者，他们负责建立价值准则，决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人算是文学批评者，谁又是文学生产者，如何教导文学等等。当社会资源为男性所垄断，价值一直笼罩在“父权”（patriarchalorder）的阴影下，发言权也掌握在男性手上，文学史（HistoryofLiterature）与选集（Anthology）的编纂由男性主导（注十三），女性有限的作品，多半由男性评论者品鉴，他们在表面上“约定了一条‘中性’的社会批评准则，貌似公允，实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注十四）然而男性对女性特质原本就缺乏了解，有时还充满偏见，苏姗．格巴（SusanGubar，1985）与西蒙．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1987）同时指出，以菲勒斯（phallus）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向来视女人为客体、艺术品和偶像，而不是主体、雕塑家和作家（张京媛编选，1992，页149、162），相对于真理的普遍性（universal），女性代表了特殊性（particular）（ShoshanaFelman，1975，页3）。关于女性角色如何在历史进程里产生微妙变化，女性生活经验如何在创作中转化呈现，女性的审美特质如何在创作过程中运作等等，男性中心论的批评者自然无法掌握，他们悉以“男性中心意识”作为评价准则，精采处便说“不让须眉”，暗淡处则迳斥为“女人的狭隘和偏执”，致使许多女性作品或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难以受到公正的待遇。因此，一九七八年茱迪思．费特里（JudithFetterley，1993，页504）便提出女性读者接受男性宰制的诠释，误读文本，竟使自己成为“代罪羔羊”（scapegoat）而不自觉。她以欧文（WashingtonIrving）有名的短篇小说〈李伯大梦〉（RipVanWinkle）为例，村子里的老好人李伯孤身跑到山里睡觉，是因为受不了太太的唠叨，这就是一个男性导向的阅读观点；从女性阅读言，李伯的“好”建立在他的不负责任上面，他只做他喜欢做的（whathelikestodo），不喜欢做他应该做的（whatheoughttodo），因而李伯入山是必然的结果，只有如此他能够逃离在“家”的责任。又如沃尔特．艾伦（WalterEllen，1954，页179）宣称《简．爱》是女性的性欲幻想之一；她们希望被征服，而且是被一个贱视女性的人征服，透过这样的方式，女性受支配的事实遂变成女性的自尊，即另一个典型的性别“误读”。
女性主义批评的意图，便是改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重新去发现在男性社会及父权中心下被埋没的女作家和作品，建立女性论述。它要求女人以“女性”的角色来解读作品（因为女人往往也能以男人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带著“性别意识去解读”（GenderedReading），“性别解读”的概念涉及三种性别的比较和转换，一个女人阅读同时涉及了（一）作为女人的生理经验。（二）对女性角色的认同（对母亲及其它女性角色的认同）。（三）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到社会如何去塑造建构女人）。换言之，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读者，自然也就是不同的评论家，因为这种“性别解读”不仅是在本质上有区别，而且它产生于我们对男女“差异”（difference）的理解，而这正是文化建构的重要凭借与类型（注十五）。
一般论述女性主义批评，有的按断代的观点分列其发展（注十六），也有的依其论述的区域特征分疏其特质，本文采取后者，将之分为英美学派（Anglo-Americanfeministcriticism）与法国学派（Frenchcriticism），按阶段性作一概述，然后再依本文批评视角之需要择其重点分类加以说明。英美学派关注的焦点多在妇女形象（woman'simage）、女性论述、女性创作（womanwritingandwritingaboutWoman）与角色扮演经验。埃尔曼的《想念妇女》（ThinkingaboutWoman）（1968）和米列的《性别政治》（SexualPolitics）（1969）首开专门研究妇女形象的风气。莫尔（EllenMoers）写作《文学女人》（LiteraryWomen，1976）尝试建立女性文学史，并且将女性文学史当作一股在父权文学传统下涌动的“湍流”（arapidandpowerfulundercurrent）（TorilMoi，1977，页53），萧瓦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ALiteratureofTheirOwn）却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认为过去任一个时代的女性作家都会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学史，她认为女性文学有三阶段的发展：女性的模仿时期，1840～1880（Feminine：imitation）；女性反抗时期，1880～1920（Feminist：protest）；女性自我发现时期，1920～（Female：self-discovery）；萧瓦特最大的贡献是重新发现被埋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1993，页274～275）。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MadwomanintheAttic，1979）尝试建立女性文学史，并提出女性作者广受“焦虑的影响”（theinfluenceofanxiety）困扰，批评布洛姆在建立其影响诗学（poeticsofinfluence）完全漠视女性作家的表现。英美女性主义者往往敌视文学理论，视为男性创作活动下的产物，但这种倾向至柯乐迪（AnnetteKolodny's）七五年发表了〈定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Somenotesondefininga"feministliterarycriticsm"）有所改变，她开始省察女性文学的性别特色，呼吁建立女性文学的美学标准，彻底支开政治诉求，她以为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系统联贯性（systematiccoherence），因而显现其内容的多重性，而“多重性”（pluralism）（TorilMoi，页73）正是女性批评最佳的立足点。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中，最重要的还是萧瓦特，她先是在〈建立女性诗学〉（Towardsafeministpoetics）（TorilMoi，1989，页22～41）里将女性主义批评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妇女作为读者的女性主义的批评（feminist
critique），这类批评虽然加入了女性主义的参考架构，有时仍受困于男性中心倾向的（male-oriented）、次文化的（subculture）阅读，不脱男性书写为经典的文学史观，在其史我们往往看到男性思考认可下的女性经验，一切与历史、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相关的经验，另一种则是女性作家，她称之为女性学批评（gynocritics），在这些批评里有些是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读，书写者不分性别；有些则是专注于女性书写及其书写行为的研究。我们不仅阅读真正的女性经验，这些经验如假包换全出之于女性之手，而且与女性的批评相始相因。
萧瓦特的另一篇重要论著〈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criticisminthewilderness，1981）是前述问题的延伸。她将近十多年来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分为四种：生理的、语言的、心理分析的、文化的(biological,
linguistic，psychoanalytic,cultural)，那么，角色认同系属心理分析的范畴，女性社会角色的建立则无法不假借语言的功能，而最后的一种文化理论实涵盖前三者：“女性有关自己身体的、性的、生殖机能的观念，跟她们处身的文化环境关系错综复杂。女性的心理亦可由文化力量的成品，及其建立过程两方面来探讨。如果我们考虑如何在社会诸层面运用语言，或考虑那些是决定语言运用的社会因素，或文化理念如何塑造语言的行为模式，那么语言自然也包含在文化理论之内了。”（ElaineShowalter，1985，页249）（注十七）由上所述，英美的女性主义批评充分披显她们重视经验的论述特质，相对地法国的女性主义始终充满理论探索的强烈倾向。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受惠于两大思想渊源：其一是拉冈（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其二是德希达（Derrida）的解构理论。也就是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运用德氏的解构理论改写拉冈承袭自佛洛伊德的“菲勒斯崇拜”（RobynR.Warhol&DianePriceHerndl，1993，页xv）。论者如波娃（SimonedeBeauvoi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1949）主张改变女人的生存条件与阶级地位，西苏（Helene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中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feminine），伊利格瑞斯（LuceIrigaray）重读弗洛伊德和西方传统哲学家的两性概念（TorilMoi，1985，页132～143），克里斯提娃（JuliaKristeva）在《妇女的时间》（Woman'sTime，1986）里认为女性主义的斗争要经过三个阶段：1.妇女要求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力，占有自己的位置。2.强调妇女的性别差异性以否定男性秩序。3.拒绝形而上学男女二分法。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时包括了前面的两个阶段。（张京媛编选，1992，页367）
由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以下我们便参照萧瓦特的分类，分从女性生理、女性经验──包括女性自我认同与文化机制、女性书写三个部份讨论本文将采用的批评视角。
二、本篇阅读采取的女性主义批评概念
（一）女性生理
拉冈的研究结合了结构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杜声锋编译，1989，页75）。根据他的说法，新生婴儿的自我概念是零碎，片面的（fragmentation），当他六至八个月大以后进入镜视期（theMirrorStage）一直到四岁为止，形成统一的“身体自我”（bodyego）意识：他在镜中看到影像，肯认那就是自己；他看到在母亲怀中的自己，看到其他的儿童，他总是从别人那里感受到自己，并与之认同。这个阶段，他认同母亲，而对语言符号的体会属于想像时期（theImaginary），在想像中自己与符号所指浑然合一。四岁以后，父亲的形象开始介入（intervene），打破儿童对母亲的一体认同，才进入象征期（theSymbolic），这时他察觉到自己与符号之间有所异质，个体的我与语言指称的我并不纯然相同，他把自我从芸芸他者之中分疏出来（CatherineBelsey，1985，页47）。这时，语言只是象征，语言符号的指涉是根植于一连串飘忽不定的意符（signifier）；一个意符和它的意指（signify）之间永远存著变数或差异性，并无绝对的关系存在。对拉冈来说，他者有时代表语言中的意指，是主体内容以及形成主体的结构，有时则是语言与社会关系变异的结构，它一方面造成主体，也是主体安身之所（TorilMoi，1991，页101）。总之，拉冈认为儿童从此认知个人使用的语言中有一秩序存在，这就是语言的象征秩序（theSymbolicOrder）。象征秩序中的载体是父亲形象，这个认知语言象征秩序的过程与菲勒斯（phallus）──与父系价值──的认同同时进行。
幼儿系在断奶之后，开始逐渐进入这个“介入期”，不论男女，他终必要发现男女生理上的区别：妈妈并无菲勒斯。这个发现给予父亲形象介入的机会，肇始了菲勒斯崇拜，象征儿童对父亲的价值观认同。按精神分析的说法，对菲勒斯的认同代表著人类潜意识里担心会被去势、被阉割的恐惧（castrationcomplex）这种阉割情结指陈孩子认同父亲的情境，因为父亲才有菲勒斯。这正是女性主义者所要颠覆的菲勒斯中心论（phalluscentric）论，菲勒斯赋予匮乏或者欲望以意义，在他（她）进入语言秩序的过程中构成主体，但克莉斯提娃认为这个说法只是一种理论本身的假设，基于“起源逻辑”的需要。
女性主义批评者诠释女人生理的方式，迥异于往昔。往昔在菲勒斯崇拜的原则下，将菲勒斯当成男性／父权的象征，而将子宫、阴道当成女性的象征；这样的划分产生两种意义：1.性的快感决定于男性，因为男性才能控制射精，并达到高潮，阴道仅能被动地承受，女性的生殖能力由男性达成的，而这也就是子宫的存在意义。（史频译，页90）；2.女性渴求菲勒斯以实现自己的欲望。然而，新女性主义者却认为，与菲勒斯对比的生殖器官不是子宫，而是阴核（clitoris），刺激阴核照样可以带给女性高潮，由是阴核理所当然取代了子宫作为女性的代表，她们宣称，女性的身体具有女性自我认同的基础。伊利格瑞斯（1993，页351～354）进一步说，女性的性感官不仅遍布全身,女性生殖器官──如两片阴唇等──更证明了女人本身的双性（bisexual）特质（1995，页888），不像男人那样只是单性的。凡此种种，都在证明女性的生理具有自给自足的条件，甚至较男性更为整全，从而达到解构菲勒斯中心说与父权体制的目的。
（二）女性经验与女性书写
父权体制的建立原有其悠远的基础。从历史的演进言，人类社会在早期对女性生殖充满依赖与崇拜，而其时的生活型态为渔猎、游牧，男性长日在外，危险较高，家户大权由女性掌握，女性很自然成为家户长。及至耕植农作，生产活动需求劳力甚殷，男性遂取而代之，中国居于信史开端的商代，进入农业社会未久，风俗习惯中仍残存颇多母系社会的风俗（注十八），就是很好的说明。男性成为社会价值中心后，开始运用政治、教育、书写、语言等等反过来规范两性的认知，控制女性的自我认同。傅柯指出，权力控制存在于每一种社会言说（discourse）之中，信徒对神父的告解，病人对精神医师的告白，乃至情侣、夫妻之间的谈心，都存在著某种权力的运作，而从事告解的往往是女性（注十九）；他指出男性的优势是“性的政治”在“言说”中运作的结果。
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乍看是一个个人的心理过程，让我们回忆一下艾瑞森（Erikson，1980，页118～120）对认同的看法，认同有一大部份是在家庭、学校塑铸的结果，社会、文化则提供了塑铸的模子。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早已指出，性发展的组成（componentsofsexuality）包括下列八大要素（林秀如，1992）：
- 1.性别身分核心（coregender-identity）即一个人认知自己是一个男性或女性。这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分类。
- 2.性别角色（gender-role）是指比较常发生于某一类性别之行为种类及特征，为文化所允许或禁止的一些活动。
- 3.性别身分（gender-identity)──个人对于其性别及与其性别的角色之确信。
- 4.性别化（gender-typing）在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所认可的适于其性别的行为类型被教导并强化。
- 5.性别取向（gender-orientation）一种稳定、主观的感觉喜欢某一种性别的社会关系或性关系。
- 6.性别表达（gender-expression）一个人所表现的足以反映其适当性别角色概念的行为。
- 7.性别喜好（gender-preference）一个人所最期望自己的性别角色，而不顾其性别身分核心。
男性或女性特质（masculinity/feminity）这是人格中最复杂、抽象的特质，是由文化基于对性别的看法而对个人或整体的一种区分，但界限不明显。
这个历程全在探讨性别（gender）的议题，从生理的性（sex）到性发展（sexuality）以至两性与性别（gender），包括了自然生理、心理到社会化，然后再抽象地升腾进入文化领域。这个历程说明了女性形象的构成与文化关系密切。西蒙．德．宝娃（SimonedeBeauvoir，1908～1986）就曾经率直地指出，女性的个性，例如敏感及倾向和谐等等纯系社会习染铸成的（注二十）。从《礼记．内则》的记载不难看出女子性格的养成历程，是压抑累积衔接而成的：“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训，教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盐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结婚，进入社会以后，则又有三从四德，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约束女子。
当代台湾经历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环境与条件殊异于传统，一旦被询及女性形象特质，他们认为依序是“温柔的、娴淑的”、是“任劳任怨的”，是“家的支柱”、“是勤俭的”、“是认命的”、“是善良的”、“是缺乏自信的”、“是生产工具”、“是以取悦、成全他人为荣”（施彩凤，1992）。无独有偶，当心理学者李美枝以一百九十一位台湾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得到的结论是女性特质为温暖、敏感、顺从、纯洁、心细、亲切、富同情心、慈善、文静、甜蜜、温柔、文雅等等，男性特质为粗犷、刚强、靠自己、冒险、独立、竞争、豪放、有雄心、干练等等。李美枝认为男性的这些特质“有助于个人事业成就的发展”，女性的特质则“多属情感与气质特质，这些特质与事业发展的关系少，而与亲密的人际感情的发展关系较大。”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呈现高度的同质性（李美枝，页460～461）。当我们将这两个研究结果比对传统对女性特质的认定，并无太大差异，这时女性特质的认定不只是社会的意见，也与文化有纵的传承。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当代台湾尽管进行著急剧的社会变迁，女性的受教育率高、经济生活独立、社会参与增加，但一般对女性特质的认定依然是传统的。此地，传统仅作为一陈述词，不含价值判断。
由是我们可以看出性别认同，特别是世代女性特质的形成，确实是文化机制强力运作的结果。不只是东方如此，在西方传统思维模式里，就经常采取二元对位的架构（hirarchybinaryoppositions）诠释两性在文化中的意义如下：
女人味feminine
男子气masculine
个别性individual
普遍性universal
他人other
自我self
肉体body
心志mind
客体object
主体subject
自然nature母仪
文化cuture父纲
女感性irrational阴坤
男知性rational阳干
滥情sentiment
理性reason
消极negative
积极positive
月亮moon
太阳sun
黑暗darkness
光明light
恶evil
善good（注二十一）
具有强烈解构倾向的女性主义反对的正是这样刻板含糊的“结构”。女性主义批评是要在对立的中间地段进行（workinginthein-between）（HeleneCixous，1975，页884）。傅柯甚至反对建立所有对立物──不论是“无产阶级”，“女性”还是“受压迫的”（作为与“资产阶级”、“男性”、“压迫者”相对立的概念。福柯和德希达同时认为，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他们认为“女性”的范畴只是虚构的。德希达说：“也许....‘女性’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也许女性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也许女性──一个无特征、无形状的模拟物──是距离的断层、超距离的距离、间隙的节奏、距离本身。”他认为女性可以代表逻各斯中心话语（Logocentrism）中的断层，逻各斯中心话语决定差异的等级制和本体论。由于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被这种话语排斥在外，她也许可以成为真正的抵抗力量。但是如果她继续使用逻各斯中的机制来重新界定妇女，她的抵抗将无效。（张京媛编选，1993，页12）
克莉斯提娃支持傅、德二氏的看法。“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JuliaKristeva，1980，页137）在这里，“女性”是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力量。但自相矛盾的是完全的差异正是“女性”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女性主义者在解构败逻各斯中心和其压迫势力之前不能够画出一个崭新清晰的“女性”的范畴，这是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三、女性生理与女性书写
如前所述，对男女生理的不同的认知与规范，其重要结论之一，即决定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男性宰制性活动，以同样的方式宰制社会成规，女性在家中只有俯从、承欢，连带地，进入社会也必须温柔、依赖。现代女性主义者则要从根本做起，重建女性的存在价值，认同女性生理，创造女性书写。
书写面对的成素是语言，一种人类文化建构的伟大成就。然而语言运作的方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操纵语言，而是语言操纵我们；“女性”是写作的结果，而不是写作的源泉。面对带有性别的语言，女性只有两个选择：1.拒绝规范用语，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2.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显而易见，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者都采纳了第二种选择。
对女性生理的认同，于书写产生一项极重要的后设意义，系形成女性书写的要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页875～893）首先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feminine）的观点。她认为女性生理经验转换成“女性书写”，可以成就其独特的文体。她以生养婴儿的羊水比喻女性语法的流动性，可以延伸弥漫，从此通往建立女性阅读观点的康庄大道，摆脱逻各斯中心话语，以及父权社会的女性观点，重写女性文学史与批评史。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
然而，确有一种女性文体存在吗﹖当代诗人、学者锺玲曾以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现象来说明女性文体的存在──如月经出血，月经前雌激素平衡的变化造成体液积聚，导致神经质紧张，躁郁、易怒、疲劳．．等，生殖有关之怀孕、生产、流产、打胎、哺乳等，对女性心理状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女作家的作品风格及内容也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因此她认为对女诗人而言，她自身的生理状况，以及她所处身的文化环境，一是小我、一是大我，一是切身体验，一是生存环境，对她的写作的心理状态，及她的语言表达，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些经验，“即使男性诗人用足了想像力，也难彻底描绘这类感受”（锺玲，1989，页9～10）。易言之，女性的性别──社会的或生理的，无可避免地影响女性的作品，女性处理以女性生理为题材或内容的作品会比男性成功。话虽如此，我们不可不注意，构成文体的主要成素是文体书写本身的语构而不是书写对象的题材内容，描写女性生理并不构成女性文体的要项。
语言确实可以呈现女性的韵味，一种开放式的流动，如西苏所说的母亲妇女的语调便如乳水、蜜汁一般流动，然而对于语构和句型构造的标榜，似乎也不必过度执迷。克莉斯提娃认为女性语言的存在很成问题，女性书写的语体无从加以界说，拒绝传统的女性，是要改变两性的权力架构，以及传统父权宰制的文本与言说中的权力竞争（张京媛编选，1992，页358；TorilMoi，1991．页157）。
露丝．依利格瑞附会西苏，也主张一种“女性书写”（ecrituredelafemme）。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张京媛编选，1992，页13）一书中重读、反思弗洛伊德和西方传统哲学家时，依利格瑞同意德希达的观点，即没有任何能摆脱父权制象征系的捷径。但妇女在有意识地重读和复述父权制的核心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她可以游戏，在这种游戏式的模仿中，她可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
或者应该这样说，女性书写可以因为女性世代特质凝聚特殊的语调，进而形成特殊风格，我们处处发现这种例子，如琼瑶所代表的伤情语调，如张秀亚（1919-）所代表的端丽语调，李昂在〈一封未寄的情书〉里所模仿的女作家，虽然她的目的在嘲讽，但也证明确有闺秀风格的存在。其间，却未必有一定的语法或句型结构可寻。
尽管随著女权的发展，女性的存在处境已产生重大变化，如生活空间的扩大，女性哀怨气氛减少，从一而终的世代气质渐少，以孩子和丈夫为中心的认命感消逝，独身主义增多等等，但女性批评与女权运动的难题是，无论如何重新认知女性生理，女性逃不开生殖定义（生儿育女），也未能改变社会对女性特质的认定，似乎也很难洗刷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母亲基型”(mother-archetype）的模式，“母亲”代表繁殖、丰饶，体现于象征为大地、阴间、月亮、树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写女性文学史与批评史的努力有时会不免出现意外的矛盾，例如，锺玲将男性诗人对她们的爱护与提携视为女诗人涌现的原因（1989，页4），这是否暗示了女性诗人的崛起依赖男性诗人﹖）于是重建女性文学史、批评史的努力成为重新创造和维持权力话语的镜像物。
到底怎样才可能平抑由父权价值所造成的偏差﹖或如蔡源煌所说追溯到戎格（Carl
Jung）的潜意识以及人类社会中的母权遗迹（1986，页302～303）﹖笔者无意回避女性批评的难题，因为任何一种未成严格系统的理论多少都会遭遇相似的难题，而再缜密的理论系统皆有其应用上的缺乏（defect），何况，女性批评理论正在风起云涌地发展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针对女性作品而言，女性批评理论确实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视野，如果不能使我们看得更深刻，至少可以看得更宽广。
将检视《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的创作，论述其女性经验，采用的策略，将是前述在中间地段进行的方式，一方面注意女性写作中女性如何表达自我认知（生理的、心理的），反省传统女性角色的扮演以及因之塑成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注意在社会环境变迁中这些形象的变化，以及界定未来女性理想范畴的可能。同时，将立女性书写部份，采取一个比较宽泛的范畴，讨论她们的书写特质，必须注意的是，她们的书写未必尽合西苏所揭橥的女性书写的特质，然而西苏等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却有诸多可以提供参考之处，特别是施叔青、李昂的部份。
伍、现代主义与弗洛伊德思潮
由于《现代文学》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正合当时精神食粮缺乏的文学青年需要，这一波文学潮流，经历者皆浸染甚深。台湾的文学创作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不仅形成一个文学集团，也形成一个流派，已见诸第二章的论述，其创作特色显著可稽。由于这个文学流派，系接受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而开花结果，与西方特定的文学流派同质，尤其是理论建构，几全以西方为蓝本。于是，当我们选择批评视角，便不得不追本溯源，论述西方该流派的特色，从而作为阅读的准据。由于文学创作向来以人生为对象，也就与其他探讨人的学科密切相关，如弗洛伊德学说系属心理学之范畴，然而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密切，又如存在主义学说系属哲学范畴，也与现代主义声息互通，弗洛伊德学说与存在主义影响本世纪的思维模式，以及应对人生的态度，在文学表现中斑斑可见，这两支思潮与现代主义相始相因，同时影响六○年代台湾文学，因此也将成为本文探讨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的批评视角，此地将以现代主义与弗洛伊德为主，而存在主义为辅。
当我们提到西方的现代主义，即刻发现许多标准名词如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都令人生畏地纠缠在一起或部分重叠在一起，“从而把很多在种类和程度上迥然不同的运动搞成了一团可疑的化合物”。现代主义的序列可被视为“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冲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消失后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序列：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旋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它们不全是同样种类的运动，其中某些只不过是宗派的名字，作家们多是从中出出进进。”（袁可嘉等编选，1989，页238～44）。简言之，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先后大小十三个流派：其中后期象征主义由法国遍及欧美，接下来产生了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英美“意象派”诗歌，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小说。其间还有许多小流派，如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而作为一种美学观念的弗洛伊德主义，则影响了几乎所有现代主义流派（林骧华编著，1987，页8；MalcolmBradbury&JamesMcFarlane,1978,页95～172）。
然而现代主义究竟怎么发生的呢﹖“现代主义不是艺术的自由，而是艺术的需要”（袁可嘉等编选，1989，页215）。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始于西方十九世纪七○年代至九○年代。现代主义萌芽于唯美主义文学的产生，法国象征主义运动及英国的唯美派或拉斐尔前期运动，其理论根据可溯至康德的美学思想，而爱伦．坡则是始祖，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波德莱尔、马拉梅都对爱伦．坡的理论赞赏倍至，奉为伟大的导师。唯美主义的盛行标帜著现代主义出现的最初征兆（余江涛等编译，1989，页271～280；林骧华编著，1987，页8），现代主义从这两个渊源继承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降至二十纪初叶，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应运而起，各自标异立新，形形色色，互相渗透，这段时间是现代主义文学确立和达到全盛的时期（林骧华编著，1987，页8；RaymondWilliams,1989,页37）现代主义的确可以不同得叫人吃惊，它所纵横的时空充满争议，不易画出明确的座标，怎样看待它取决于你在何处发现了这个中心点，取决于你凑巧是处在哪一个都市省份。概略了解了现代主义的源流，我们将进入现代主义文学的内缘，探溯其特色。
一、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
（一）非人化与城市化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发生，城市兴起，一步一步吞噬乡村的绿野平畴，田园世界逐步消失，自然受到污染，传统价值也产生突变，社会人际关系被转化和疏离成商品关系，甚或进一步视为历史的必然或自然产品，此即卢卡契在早年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andClassConsciousnes）所说的工业社会的物化(reification），与“非人化”现象(dehumanization)。城市生活的题材，取代了往昔的田园背景。人类处身于大都会，却禁锢在自我色彩浓厚的个人经验之中，为疏离感与孤独感所统御，人我之间的大爱与男女的私爱都堕落到龌龊不堪的地步，反映了人际关系的疏索与萧条。现代人一方面面对摩天大楼、酒吧、商行、夜总会、舞厅的繁华，一方面面对公园、大街、垃圾堆的脏乱，交通的拥挤、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性的解放、暴力的泛滥，夹峙在人我利欲缠错的缝隙里，感到空虚、无聊、绝望、虚伪、堕落，艾略特以之凝铸为“荒原”的意象。
（二）自觉性与内向化
人类社会危机和人性危机不断加剧，促使知识菁英重新认识自我，反省自我，自觉内在灵魂的自我搏斗，他们理解到人的内在复杂性与异化状态，及其外围环境的荒诞、虚无和丑恶，分化为形形色色的感受，危机感、失落感、幻灭感、疏离感、苍凉感、孤绝感、空虚感等等。在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建构之下的潜意识体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性──心灵的畸形，被财色污染的灵魂，与现实社会的丑恶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面貌出现于文学作品里。西方现代派作家挖掘了性灵深处的魍魉，注意到现代人身心的变态，扩展了复杂的小说世界。种种源于现实又超乎现实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创造了现代主义文学独特深沈的内在空界，呈现创作者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存在状态。传统文学把爱情理想化、神圣化，现代派则在弗洛伊德临床实验的病理分析里确认欲望的本质，正视爱情灵与肉的矛盾与挣扎。
都市使人堕落，也使人世故。城市经验之促成成长，在作家笔下仿佛是一场主人翁入世的洗礼。普鲁斯特〈忆往集〉里的马瑟尔在巴黎的复杂环中成长，贝娄的小说人物何索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奔波。如果城市已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存在情境，现代主义以城市为背景，乃是仿效波特莱尔的〈恶之华〉，不仅正视城市的龌龊，并且从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如《圣经》里的先知跟随闪亮于天空一角的星光。
强烈的自觉性构成现代主义的主要传统，无论诗人或小说家均相信他们肩负使命，要为现代受到压抑而充满苦闷的生命寻找出口，庞德取法中国诗歌传统、向往儒家思想，叶慈深信轮回、写克尔特神话，劳伦斯对男女关系的理想等等，都使他们成为当代先驱型的角色。（注二十二）詹明信就指出：
卢卡契将现代主义的崛起与物化相提并论并没有错误，但却忽略了这新近物化的意识里乌托邦的倾向（意图用浓缩、自动的色彩语言，在象征经验层次上，重建内在意识的满足，因为这外在、灰暗、量化的世界已不能令人满足），因此便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情况和问题过度简化了。（FredricJameson，1981，页63）
詹明信（Jameson）指出现代主义文学理想性的部份，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可贵的特质之一。.6
（三）哲理化与概念化
战争与工业化，造成人类个别与共同处境的刻烈变迁，对这种变迁及其命运的自觉与内省，思考与探求，往往使得现代主义文学的议题上升到抽象思维的理论层次，而有哲理化与概念化的趋向。现代主义文学具备颓废性、理想性的特质原本与存在主义同声相应。因此，现代主义文学在表达哲理化与概念化的创作意念时，更可以看到两者的枝叶交叠。我们的论断可以从两种现象获得充分的支持。1.文学环境。二次大战前后德国文坛上流行著颓废文学，主要流派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宗教界流行著“危机神学”（TheologyofCrisis），“危机神学”尤其继承齐克果关于“人”在上帝面前的孤独性和恐惧性（蔡美珠，1972，页30）的思想观念，认为人已完全堕落，只能静待上帝之审判。2.文学本身。里尔克的〈豹〉诗与海德格所描述的狂妄的“此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就是一切，我就是宇宙：尽管我被关在铁笼中，但“此在”以外的一切都可以“化为乌有”。
它的目光因为经过这些铁栏，变得这样疲倦，什么也把握不住。它觉得，好像有千条的铁栏，千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强韧的步履迈出柔软的步容，这步容在极小的圈中盘转，好像力的舞蹈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只有眸子的帘幕时而无声地撩起──于是有一幅图像侵入，侵入四肢的紧张的静寂──这图像在心里化为乌有。（高宣扬，1993，页111）
狂妄又悲观，使里尔克笔下的豹成为类似于存在主义者的“狂人”，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是互为重奏之姿（注二十三）。
存在主义经过酝酿在二○年代完成体系（注二十四），一步步扩展到整个欧洲，于五○年代到达巅峰，遍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六○年代进入回缩期，它不再活跃于人们的口头谈论，却仍在思想上发挥影响力。六○年代的台湾笼罩著白色恐怖的氛围，经济开始工业化，现代主义文学进驻台湾主流，苦闷、焦虑、徬徨而又崇洋的台湾年青人反刍存在的命题，以存在主义的反理性、自我中心与人道精神作为他们建构世界观的基础，因为这正与中国文化中的道家传统吻合，最易于吸收。存在主义的常见议题：荒谬、反抗、存在先于本质（注二十五）、人生是在担忧中度过的（注二十六）、绝对自由（注二十七）的追求等等，都见诸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当时，存在主义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卡缪与卡夫卡存在主义小说家的作品。白先勇就说：
刘大任、郭松棻当时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松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郭松棻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伊凡（Ivan），屠格涅夫也叫伊凡，他就像屠格涅夫的罗亭，虚无得很，郭松棻是哲学系学生，我们中间把“存在主义”真正搞通了的，他在“现文”上发表一篇批判沙特的文章，很有水准。
《现代文学》第一期刚介绍过卡夫卡的存在主义小说，第二期就刊出了刘大任的〈大落袋〉，〈大落袋〉就是一篇有点像卡夫卡梦魇式的寓言小说。接下来又有丛甦的〈盲猎〉、东方白的〈□□〉、李昂的〈混声合唱〉系列。“卡缪的《异乡人》是我们必读的课本，里面那个‘反英雄’马索正是我们的荒谬英雄。那本书的颠覆性是厉害的。”“那时，文学院里正弥漫著一股‘存在主义’的焦虑，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当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白先勇，1982）
现代主义文学有哲理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理念互相渗透、流通。
二、弗洛伊德思潮
精神分析学派对生命的观点与存在主义可以相互印证。弗洛姆说：意识到自己是个分离的存在物又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失落与无能为力。出生这一事实本身就蕴含著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1990，页109）。
于是，精神分析从人类心理层面入手，尝试提供人类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回答的人生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是疯狂，也是一种解答，人类通过疯狂摆脱外在的现实世界，当他完全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躯壳中，隔离的恐惧也就获得克服。弗氏从临床病理研究中推论，以为人的行为大都受心理力量支配，心理力量包括意识与潜意识，潜意识又分为两层，其一较接近意识领域，比较容易浮现，称之为下意识（subconscious），另一层则隐微难觉，几乎恒是潜伏的。由此，弗氏的理论进一步把人格分为原我、自我与超我的存在，肯定人类深受压抑的原始欲力。弗氏将人类意识结构分解如下图：
知觉意识
超自我前意识
自我
压抑
潜意识
意
底
弗氏认为（注二十八），心理结构绝大部份不在意识范畴；不仅意底完全属于潜意识，而自我及超自我也只有部份系属意识区域。意底是力必多(libido)的存所，精神力的源头，它是非理性的、没有组织，也不接受逻辑原则约制，只管顺著快乐原则满足本能的需求，无所节制，造成伤害。自我代表理性与审慎，由现实原则驾御，与良知的检察官──受控于道德原则的超自我共同禁制或压抑意底的本能冲动。超自我的过度活跃会形成无意识的罪疚情节。而存在主义又确认人的存在为一孤独的宇宙，人性与社会的黑暗之心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出现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以之为认同对象的《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者尽管一方面受教于儒家人性本善的传统，要不是全面地，几近叛逆地接受思想改造，如欧阳子、李昂，一心一意探索人类的黑暗之心，要不就是片面地受到的影响，如白先勇、施叔青。
弗氏揭橥人潜在的精神活动，始终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的性说对礼教森严，长久来讳言“寡人有疾”的中国传统，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那些正值叛逆年龄，易于愤怒的文学青年，很容易就成为一条抗议的途径，抗议人生的存在，抗议社会的规范，抗议不为什么，在《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里，我们立刻想到李昂。然而许多事实显示弗氏将一切人生事象总源于性的论点有所偏颇，容格（KarlJung）(注二十九)是具体检讨、修正弗氏之说最著的一位学者。容氏以为直觉的内容并不单纯来自一个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而是人类祖先共有的心理过程（collectivepsyche)不断运作、累积的成果，其最初的创作形式即是神话，容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这种集体潜意识为想像活动划定范畴，结合经验，藉语言获得表达。原始意象──是神怪或人或某种过程，会一再重复出现在创作之中，作家不是纯粹个人的化身，却代表整民族、整个人类，是一种集体的呈现（collectivepresentaton）。呈现的方式，即透过象征。
象征有无数不同的用法，此地采取的，有数层意义。首先，是康德所下的定义，透过比拟间接呈现抽象概念的结果（symbolsare"indirectrepresentationoftheconceptthroughthemediumofanalogy")。在这个定义之下，象征是一种直觉的呈现(akindofintuitiverepresentation)（注三十）。所谓直觉（intuition），是不假思辩的了解、感受或表达的过程，人们意图说明一件事，但受限于语言本身的缺乏，所以借用象征来表达，并由接受者（thereceiver)透过相同的方式加以认知。直觉的内容，就精神分析学者言，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呈现（collectivepresentaton)。（注三十一）
假如将象征落实为一种创作技巧，不涉及美学的经验活动，或创作的心理路程，则象征之技巧不在直接描述，亦不藉与具体意象的公开比较来界说思想与情感，它用暗示的方法来展现思想与情感，自然地具有某种晦涩（ambiguity），这种晦涩同时来自认知的、想像的、经验的差异（注三十二）。《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家中，丛甦、李昂，甚至陈若曦都讲究象征的运用，而以施叔青最精于此道。.4
三、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现代主义强烈的创新倾向鼓励创作者积极从事形式实验，而从事形式实验的动力来自他们共同对艺术的真和美的追求。他们定义下的真，并非写实主义所呈现的现实世界，而是文字造象的功能。他们相信创作者的想像世界由文字构成，其真实感也由作品的形构要素所构成，并非依附于外在世界。语言为一具备超越指涉的记号，必能传递真理，创作者只要找到精确的语言符号，如意象、象征，便可以传达丰盈的意义。而真正的现实世界，一来瞬息万变，唯有透过艺术的造型可以传诸久远，一来由于现代主义对每个自我的肯定，尊重各人立场与感受角度的差异，真正的现实世界也就出现人云人殊，莫衷一是的多面性，唯有多方采证，或能有所肯定。这种汲汲于真理的追求，无疑的又应归功于现代主义的自觉性传统。
此地的形式，泛指语言、表达技巧如意象、象征、叙述技巧等等。此一自觉性的传统诉诸小说技巧，便是种种形式实验，最重要的，是叙述技巧与叙事观点的突破，小说家从各个不同人称的叙述邀请读者亲自调理故事情节，捕捉事实的真相。同时，小说家也直接进入人物内心，窥其真象。
在现代主义之前，如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所服膺的，只有外在时间，人的意想与行动是相应而连续的，因此小说以编年史的方式逐年累月描写人物，贯联情节，现代主义小说家汲取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观念，历史是时间一个阶段接著一个阶段的流逝过程，与传统一样，他们相信意义可透过时间的沉淀而累积，于是小说写作与阅读主要是在时间的铺陈连续之中创造，同时寻找故事的意义（注三十三），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人的意想与行动的不一致性，而可以摆脱时空限制，跳开因果关系的牢笼，思虑如天马行空，自由往来于八方宇宙，旧时今日，也可以抓住任何一个片刻，从事永恒的冥想，这就是意识流。意识流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所创。于文学，则为一种写作技巧。意识，泛指未形诸语言行动之前的心灵活动，意识流写法袪除按逻辑法则的规定，而遵照心理时间的概念，进行放射性的自由联想、回忆，或对直感、直觉的瞬间情绪进行细致入微的状描等，故事和意念跳跃、多变，而不通过井然有秩的情节来串联。漫长的生活经验透过短暂的回忆追溯，重新拆解、组合，而产生崭新的意义，主人翁从中获得体会与启蒙，乔埃斯称之为“神悟”(epiphany)。（蔡源煌，1987，页80）而现代主义文学的内省倾向也在意识流的小说创作里发挥到极致，主人翁内心的冲突、心灵的崩溃、自我的发现，蜿蜒曲折的心路历程，沉重的摸索与挣扎取代了英雄冒险的传奇与外在世界的白描。意识流技巧使小说人物的刻绘从外在行为与现实的描述转向内在心灵的挖掘，赋予他们丰富的内在生命。
意识流手法呈现了蒙太奇(montage)不连贯(discontinuity)效果，具有另一意义，在德国，也是现代主义之一支的表现主义作家，他们厌恶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如工业技术、都市文明及唯利心态，他们对为他们所厌恶的现实，往往采客观呈现，广为运用这种不连贯的表现技巧捕捉当时阴暗、低沈、悲观的调子，与卢卡奇论战的布洛克(ErnstBloch）便以为蒙太奇的肢解性刚好吻合现代经验的分崩离析(RonaldTaylor，1977，16～59)
弗里德曼在其《意识流：文学方法研究》中指出，意识流小说通常采用的有三种：内心独白、内心分析和感官印象。内心独白是一种依赖语言的意识活动，即自由的、没有自觉控制的思维。也就是说：内心独白是直接式的，再现人物心灵当中正在发生的活动状态，无须被整理成逻辑的秩序，不局限于清晰的语言领域，涉及到模糊的、潜意识的非语言领域。难以用正常的言语来表达，不得不以改变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的形式来准确地表现这些心理活动（余江涛等编译，1989，页379）内心分析可视为间接的内心独白，采用以叙述者为基准的人称和时态，大量掺入了叙述者的介入，感官印象则用于再现纯属个人的主观感觉印象。
意识流小说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积极面，“在于启发意识流小说家扩大和加深了表现人物心灵的领域，促使他们更新或丰富了刻划人的‘内宇宙’的表现方法。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极致）比起一般的传统小说来，把内心世界写得更加复杂、深刻、多层次、多变化、多角度，具有心理的立体结构和丰富的动态”（1988，页236～237）（注三十四）。意识流是心理小说经常运用的表现方式，后者的内涵是多层次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复杂性的有机整体。某些心理小说尽管把注意力放到对人物的内心分析当中，但依然保留著情节和行为以及外在环境的描写，这也是六○年代的《现代文学》小说家群比较常用的方式。
综上所述，难免有一个印象，现代主义的内向化常常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现实世界割裂开来，把人的内心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之岛。为了追求超现实、超时空的所谓普遍人性，他们常常撇开现实世界，孤立地去表现自我的内心世界，强调写直觉、感性、梦幻、本能、潜意识，因而苏俄批评家雅．叶．艾里有现代主义表现的民族特点比现实主义中少的说法，但从卡西勒的人类文化哲学角度而言，“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ErnstCassirer，1990，页323）因此，现代主义导源于个体性的自觉性、内向性，实际上奠基于社会。而人除了是社会的动物外，更属于“民族血统”。波兰现代派批评家斯．普齐贝塞夫斯基（StanisawPrzybyszewski）说：
民族是永恒的一部份，是艺术家根子，艺术家就是从民族中、从故乡的大地上吸取最富于活力的力量。艺术家植根于民族之中，但不是在它们的政治和外部变化之中。他仅仅是植根于民族的永恒之中，也就是在它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中，在他的始终不变和世代相传的东西─种族之中。（袁可嘉等编选，1989，页354）
职是之故，现代主义尽管意味著一种与传统意识和传统十分不同的新传统(thetraditonofthenew)，却不是完全背离传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它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否定”，对非统一的、多元的反动；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中的一部份已经成为传统，同时它又从自身当中发展出新传统，它与传统的关系呈一种辩证性（dialectical）的关系。现代主义精神存在于人类对人生的不断探索当中，存在于艺术家对表现方式，不断的否定和进化的要求当中。作家濡染于传统的程度不同，他们就无法站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形式的创新实验与革命，甚至，有相当比例的作家在方法上是传统的。
四、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
在本文第二章以及本章第一节的论述里，我们曾从外延因素说明文学典范兴替的过程，反共怀乡文学不得不将主流位置拱让与现代主义文学，而现代主义文学不得退位与乡土文学，乃至后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此地考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后，我们不妨从内延的因素作一补充的说明。反共怀乡文学有几个特色，1.其主题直截了当，演述正邪善恶，有其一律性与化约性；2.它不观照永恒的人性，只在争一时的优势，以保政治环境的清洁；3.它在政治信仰与个人情性、教条口号与美学构思间寻找出路；4.它的每一行书写文字必定影射文字功能的匮缺，因为地理血缘的断裂无法弥补、历史法统的丧失无法赎回、已牺牲的逝者无法重生、在流亡中的生命无法定位、文字无法如枪杆封锁乱源，而它所背负的天启讯息所谓善恶有报、否极泰来的预言非但落空，而且在两岸关系变化后形成尴尬局面；5.它有强烈的排他性，它的弥缝时代伤痕的企图吊诡地形成另一个时代的伤痕，如二二八恐怖的气氛与压抑，因此，反共怀乡文学有它自身的缺憾，“它是一种文字的宣传攻势，也是一种文字的犹豫失落；它的夸张，来自它的焦虑。”（王德威，1994.3.17～19，）
当年倡议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君在摆脱宰制，悠游于世界艺术之馀，是否也体会了反共怀乡文学的焦虑﹖由于这诉诸个人感受遂难以论证。然而现代派确实放弃了文字所承载的神圣使命，道德、政治、社会等等都摆在一边；他们勇于探索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植基于普遍人性，而非个人情感；他们的作品主题沈潜、深化于情节之中，不再明确可辨；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扩大，作者的意见不复明白可读；他们悉心经营模拟（mimetic）的艺术，不再以传统的表现（expressive）理论为藩篱，（Sung-shengYvonneChang，1993，页44～45），在语言上、视角上进行实验；他们膜拜艺术，视为真理的代表，而不尊敬现实。
现代派在乡土文学兴起后大受挞伐，有趣的是，那些被奉为乡土文学作家的，事实上，有的运用了强悍的现代主义技巧从事创作，终其一生并未具体揭举任何有关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如王祯和；有的则积极地表示不愿划入任何流派，如黄春明；而很有趣的，充满个人创作意识型态的陈映真，不仅出身外文系，也在《现代文学》青苍过，也写过忧郁的小市镇的知识分子。现代主义文学与乡土文学并非全无交集，这一点却罕为人所提及，那就是他们都是现代化的反动（anti-modernization)。“现代化”这个在发展中国家最流行的名词具体地说明了以西方社会的状态为演变或发展的过程。一九六○年，三十几位日本学者经过详细讨论后，为现代化提出了八项标准，其中六项与本文所指当时台湾的现代化现象符合。（注三十五）城市人口相当高度的集中及整个社会的城镇渐形集中化。
- 1.城市人口相当高度的集中及整个社会的城镇渐形集中化。
- 2.机械力作相对高度的使用，货物广泛的流通，以及公共服务机关的成长。
- 3.广密深入的交通网。
- 4.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如行政、工商业）及其官僚组织之增进。
- 5.地方性的及世袭的社会团体大肆崩溃，以导致个人在社会中流动性增大及活动范围的增广。
- 6.世俗观点的传布，科学知识的渐增，以及对环境独立的倾向随著教育程度而扩展。
- 7.社会成员在空间上广泛的交互行为，及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多方参与。
现代化在台湾始于六○年代的都会，于七○年代加速扩及乡村，乡村的人文生态也面临挡不住的现代化，人口的流出、传统家族结构的解体、交通便捷、机械力（如铁牛）的大幅使用等等，接下来自然是伦理价值的改变，乡土文学不兴盛于六○年代有其时代背景，已见诸前文的讨论，独居七○年代的主流，作家本身对童年台湾的怀念，对现代化所造成的变迁不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现代派由于种种原因向西方现代主义者认同，其题材内容是城市化与人的异化，是自觉性与内视性，但乡土文学既反对现代化，又反对现代主义的个人性，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他们的反现代化是从重新反省人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作品不再局限于内视性，而是把处理的焦点放在人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头。我们省察白先勇在现代主义形式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乡愁，以及王祯和对穷乡人物的悲悯，黄春明对农业文化价值的眷惜，本质上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文学固然不能改变其外来的本质，其本身的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例如，部份作者过度强调个人内在经验，远离历史文化，撇清时空定位，几乎完全与社会隔绝，成为一种“失去现实的无国籍文学”(松永正义，1986，页二四）内容全是盗印自西方的病态苍白，因为意识流与视角跳跃造成的混乱，任意颠倒语序、自铸新词、割裂文句，使得创作成为个人的秘语，奇诡诲涩，支离破碎，然而若干杰出的小说家成功地写出个人及民族经验，并以此为基石开展他们个人的创作生涯，如白先勇、王文兴，女性小说家如施叔青、李昂、陈若曦等等，他们在形式实验、题材的开拓、内容的深化提出他们的贡献，岂是文学研究者视而不见可以交待﹖
西方现代文学之创作与理论的特色，在此不妨作为观照《现代文学》女性小说（参见附录三）的基点，於梨华〈无腿的人〉、〈等〉、〈儿戏〉关注性，欧阳子著力于非理性、潜意识的探测，陈若曦的〈乔琪〉，於梨华〈会场现形记〉、丛甦的〈盲猎──听来的故事〉、〈攸里赛斯在新大陆〉、〈白色的网〉、〈瓷马、蝶的悲喜剧〉陈若曦〈巴里的旅程〉、〈最后夜戏〉，施叔青〈壁虎〉、〈瓷观音〉、〈倒放的天梯〉、〈摆荡的人〉、〈那些不毛的日子〉、李昂〈零点的回顾〉、〈海之旅〉，在这些作品中，意识流与个人存在的命题一再反复出现，荒谬英雄的反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充满内视性与自觉性的特色，不仅早期如此，后期又有在城市中物化的叶原、丁欣欣（〈暗夜〉），施叔青笔下城市的边缘人（〈约伯的末裔〉）、被物化的香港人等等，仍然是充满自觉性与内视性，与潜意识的欲望纠缠不清。在技巧方面，她们采取心理结构和情节并重的方式，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创造象征。
现代主义文学引介了新的美学思潮，女性小说家在耳闻濡染之下，表现迥然不同于以往，她们放眼生命存在的问题，走过蜿蜒的七○年代一直到九○年代，又接受不同文学思潮的洗礼，开展为社会与家国的关怀，而以女性经验为主体，追寻自我的实现与成长，成绩斐然可观。本文沿此展开论述，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思潮的相容性不成问题，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强烈的解构倾向，譬如女性主义者重读弗洛伊德往往得出反弗洛伊德的诠释，如阉割说；又如现代主义以作品为艺术的一种，有一套超越时空的参考座标作为诠释与鉴赏的准则，女性主义者承袭德希达意与指的差异性，意义无法悉为意符所掌握，因此，意符就永远处在一不满足状态，意义也是流动的；即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运用上，也会因为不同的理念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方式，本文将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基本上，本文提供诠释与鉴赏，但不以为这是唯一的；我们不断会提及弗洛伊德，但经常参考相关的修正意见；在多元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运用上，我们会谨慎抉择，并避免矛盾。当然，任何一种阅读呈现（presence）都不免结果为一种缺乏(absence），因此本文绝不敢自以为是，诚愿以个人心得就教于方家。
附注：
（注一）顾燕翎：〈女性意识与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知识份子与台湾发展》，（台北：中国论坛，
（注一）顾燕翎：〈女性意识与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知识份子与台湾发展》，（台北：中国论坛，1989），页91～134。顾文将中国妇女运动分为七个时期，分别是“萌芽期”、“不缠足与兴女学运动”（太平天国及维新派）、“妇女运动集结期与国民革命”、“女权的削弱及参政运动的早逝”、“妇运第二生命周期与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的职业平等运动”、“台湾地区的妇女运动”，此地所论，以台湾为主，于早期中国妇运部份并未深谈。
（注二）论战的导火线源于王拓〈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1977.4），随后尉天骢主编的《中国论坛》第四卷第三期推出“当前的社会与当前的文学”专题（1976.5.10），刊出林毓生、王拓、陈映真的作品，甫于一九七六年三月成立的青溪新文艺学会于七七年六月廿六日成立台中分会，举行文艺座谈，主题：“当前文艺创作总批判”；该会将批评乡土文学诸文结集为《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彭品光主编，尹雪曼序，其中重要文献包括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1977.8.17～19）、余光中〈狼来了〉（1977.8.20）。主张乡土文学的这方也由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1978.4）。论战的两造，一方主张反资、反帝、反殖民、反西化，力求写实，拥抱乡土；另一方则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忧虑文学艺术沦为斗争工具之危险及可能性。今日看起来，论战的意义文化历史的价值要大于文学史的意义，对于文学，建树少于破坏，蔡源煌（1991.1.4，页351，二十七版）谈及几个论战的后遗症是：1.学院中文学系的没落；2.文学专业式微，将文学的道路及方针诉诸群众认同；3.外国文学介绍锐减。4.文学阅读品味的逆转，统独意识的出现。张大春（1991.1.7，二十七版）也以这是一场“丢帽子”之争，受伤最大的是文学。
（注三）顾燕翎认为吕秀莲重视实践精神以及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妥协都具有高度的本土色彩。然而由于吕秀莲本人六○年代末期游学国外的背景，这一点仍有待商榷。（1989，页114～117）。
（注四）但是妇运在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之下，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对女性意识的欠缺认识，或急功近利，尽管打著妇运的旗帜，所设计的活动和标榜口号，非但无助于妇女地位的提升，反而强化了父权体系的建制。参阅〈台湾妇运的开展〉，《女性人》第一期，1989.2，页268。
（注五）如史本德（DaleSpender）所作的控诉，华特（IanWatt）的小说源论（TheRiseoftheNovel,1957）以狄佛、费尔丁、理查森的作品为小说的始源，而女性自奥斯汀（JaneAustine）始从事小说创作，而忽略了女性小说家如海伍德（ElizaHaywood）等的人，她们整整早奥斯汀一个世纪。WomenandLiteraryHistory,页23,"TheFeministReader:EssaysinGenderandthePoliticsofLiteraryCriticism"，ed.byCatherineBelseyandJaneMoore,(London:Macmillan,1989)。
（注六）范文澜就说：“吕氏之说，不见经传，附会显然，或者谓国风托之以制题，殆信古太甚之失也。”文心雕龙注，（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页104。
（注七）锺玲认为民国初年女诗人稀少的原因新诗失去古代晋身政治权力阶层的效用，在实利上连小说散文都比不上，因为后二者多少还有稿费的补益。此外，新诗处于草创时，面临两千多年成果辉煌的古典诗传统，需要有肯定、自信、阳刚的声音作代言人，而五四时期的女性仍深受传统观念，以及社会、经济上的桎梏，无法建立此种自我意识。〈导言〉，《现代中国的缪司》，1989，页6。笔者以为此说尚须进一步考察，然而未有新意以前，谨录其说以供参考。
（注八）锺梅音，福建人，著有《冷泉心影》（1950）、《母亲的忆念》（1954）、《海滨随笔》（1954）。
（注九）张秀亚，河北人，著《三色蓳》（1952）等散文多种、小说《寻梦草》（1953）《女儿行》（1958）、感情的花朵（1960）。
（注十）徐锺珮，江苏人，著有《英伦归来》（1950）、《我在台北》（1951）。
（注十一）孟瑶，湖北人，著有《心园》（1953）、《美虹》（1953）、《鉴湖女秋瑾》（1957）等作品。
（注十二）张漱菡：作品以爱情为主题，颇受欢迎，《意难忘》（1952）、《七孔笛》（1955）轰动一时。
（注十三）一九七○年代，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检索二十四种广泛使用的文学论述，女性论述在六五三篇里占十六篇，比例是2.4%（Stimpson，1992，页256）。
（注十四）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夏娃的探索》（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306～307。
（注十五）参阅玛奇．洪姆（MaggieHumm)著，成令方译：〈女性文学批评〉，《联合文学》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八八年九月，页24～29。
（注十六）六○年代末期的妇女运动引起对男性文化进行女性主义批评，是为女性美学之发轫。七○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议题是“性别是否带有想像”，多数学者大致同意想像力无法超越由性别特症所组成的潜意识结构制约；七○年代中期，开始专门研究妇女形象。八○年代，女性主义对作品中的性别表述的分析从分析妇女形象继续发展，开始著眼性别建构的方法和对性别的表述如何对读者施行权力的分析，进而上升到理论的研究，进入非人本主义的分析形式，主要是后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学。八○年代末期的焦点则是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张京媛，1992，页2）
（注十七）摩伊（TorilMoi）认为萧瓦特回避了若干问题，例如：何谓诠释﹖何谓阅读﹖何谓文本﹖此外，过去人文主义学者以相信伟大的文学是从事教化的重要媒介，而作者是否伟大决定于他是否传达了人生的真象（anauthenticvisionoflife），读者与批评家敬畏有加地阅读作者的叙述声音，这种“再现经验”（representateivexperience）可以代代相传，同时构成文学伟大的传统，萧氏企图另外建构一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只不过将一般经验置换为女性经验而已，因此，她的主张也仅适用于写实的文学，1750～1930之间，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注十八）如以兄终弟及传位，廿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以子继父者，亦多传弟之子。崇先妣，为特祭。入周，妣惟有在升祔其孙女及孙妇时，始得特祭。周以后，妣祭更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在祔于祖时进行。详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页455～66。罗振玉，〈先妣亦特祭〉条，《虚书契考释》下，1975，第三版，页58。
（注十九）MaryLydon,'Foucault&Feminism:ARomanceofManyDimensions.'in"Foucault&Feminism."ed.byIreneDiamondandLeeQuinby,（NewJersey:Metuchen,1988）页135～47.
（注二十）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推出“第二性”一书，为女性主义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波娃相信，只要实行社会主义，被压迫的女性更可以抬头。一直到社会主义的迷思幻灭，波娃才于一九七二年正式加盟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众所公认的“女性之敏感”其实有些出自虚构，有些是假装出来的；但比起男人，女人对自己、对外界，都比较专注。在性方面，女人活在男人粗糙的世界之中，为了补偿自己，她们会特别爱好“精美的东西”，这导致她们会过分讲究，会装模作样，但也会产生真精致的感觉....要进入女性的宇宙，和谐此一概念是关键所在，此概念意指有一种恒常不变的完美境界，也意指每一种因子都会立刻顺理成章地附属于整体，都会自动地融入整体。本文转引自锺玲《现代中国的缪司》，1989，页10，联经出版公司。
（注二十一）此地所列表系扩充西苏的观点而来，西苏的观点又以德希达为参考点。西苏：man/woman德希达：male/femaleActivity/PassivityNature/HistorySun/MoonNature/ArtCulture/NatureNature/MindDay/NightPassion/ActionFather/MotherHead/EmotionsIntelligible/SensitiveLogos/Pathos
（注二十二）这两个概念参考蔡源煌，〈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两篇文章，页65～74，75～87，收入《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1987，台北：雅典出版社；以及HarryLevin,"WhatWasModernism?"in"Refractions:EssaysinComparativeLitera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1966),页271～295.
（注二十三）戴维斯．麦克罗伊著，沈华选译，〈存在主义与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其中列举了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而具备存在主义哲学的关怀，例如艾略特的〈荒原〉、福克纳的〈老人〉。
（注二十四）存在主义完成体系化的主要标志是海德格在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从1927年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海德格和沙特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充实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系。存在主义主要可分为三大派别：1.以沙特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个人求解脱中寻找出路，他们只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2.雅斯培、马塞尔为代表基督教的，转向天国，寻求光明。3.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惨败转向隐居生活，企图逃避现实，海德格抽象思辩就是此一倾向的反映。（高宣扬编译，1993，页120）
（注二十五）存在主义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而它解决人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的具体的存在──“此在”。“存在”不具体化为各个人的“此在”，就是空洞的存在。因为在煤堆里很难找出两条黑线一样。人类没有自己的具体性，沉落在一般的存在中。（劳思光，1970，页89～90）“存在”的具体性，并不是指作为“什么”而存在的那个“存在者”，而是指各个特定的和具体的“存在者”原本地“如何去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作何解呢﹖存在就是主观性。也就是说，存在没有本质，存在是由主观创造出来的。只有首先“去存在”（Zu-sein），才谈得上“是什么”（Was-sein）。人在设计自己和抛出自己以前，什么也不存在。“存在先于本质”，不仅是从产生的先后说存在决定一切，也是说去存在的重要性大于其他。（高宣扬编译，1993，页68～76）
（注二十六）担忧作为一哲学概念，是担心、焦虑、渴望之意，是“现身情态”自然充满的情绪。（高宣扬编译，1993，页78）
（注二十七）沙特认为，自由就是人的活动能力，是属于意识范围的东西。（高宣扬编译，1990，页91）1.自由是“纯粹的意识”现实的存在是一种“胶黏”的、“令人作呕”的现实。意识，作为一种自由，不仅能自由地摆更可以自由地否定自己的过去。2.自由就是自己控制自己。
（注二十八）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这非人格性的名词，特别适于表达人类心灵领域的主要特征──即外在于“自我”（ego）的事实。弗洛伊德，1991，页502。
（注二十九）"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VII.PsychologyofDream-Processes,(London:Penguin,1982).
（注三十）C.G.Jung,"TheArchetypesandtheCollectiveUnconscious"(PrincetonU.P.,1990),页42～74.
（注三十一）R.Wellek,HistoryofModernCriticism,1750～1950,4vols.(NewHaven,1955～1965);AlsoseeRogerFowler"ADictionaryofModernCriticalTerms"(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7),页240.
（注三十二）PhilipP.Wienered.,"Dictionaryofhistoryofideas",4vols.(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73).
（注三十三）詹明信(FredricJameson)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文化美学，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乃在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在后现代美学观里，空间取代了时间，在空间里连绵展开的互不相干的符号成为后现代文化产品的图像；后现代剥离了以时间为主轴的“小说”创作与阅读，弃离了时间可以串连累积意义的信仰，以拼凑的手法颠覆传统建构意义的过程。
（注三十四）高中甫认为，从这种意义上看，任何一个卓越的、有成就的作家和艺术都应当是一个广义上的精神分析学者。这是因为他要表现、展示人的意识活动，究其生成和发展历程，而且必须探索一个微观世界及其与宏观世界的相互关系（柳鸣九主编，1989，页192）。
（注三十五）相对地，是农村生活与传统伦理的调整，参见瞿海源〈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台北：中国论坛编委会主编，《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1989，页116。由于当时台湾的特殊环境，唯一未能达到现代化要求的是“国家的统一，国际关系的增进。”事实上，现代化的反动还应包括朱西宁、司马中原等人以大陆农村为背景的怀旧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