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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托马斯·拉科尔

　　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詹姆斯·帕格特（Sir James Paget）曾在1879年著书写道：手淫行为的危害其实是“性疑病症”的一种形式。医生应告诉病人（无论成年与否），它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与同等频度的正常性交带给人身体的影响大致相同”。虽然默许，帕格特医生对这种行为也深为痛惜。他表示，手淫是罪恶深重的行为,“肮脏、不洁、道德败坏、且人神共弃”。那么，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一种在医学上被认为是良性的行为，却被痛斥为“肮脏……人神共弃”？［3］弗洛伊德及其同行曾经激烈地讨论过手淫行为是否会妨害性高潮体验，以及是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问题。尽管弗洛伊德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显得有些过时，但几乎所有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学者，无论是开山鼻祖，还是他们的后辈，都一致认为，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对于了解自我探索的历史，以及它在社会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都意义重大。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乔斯琳·埃尔德斯（Jocelyn Elders）被解职。原因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学校的孩子们是否应该在合适的卫生课或社会学课上学习有关手淫的内容时，这位部长踌躇片刻，回答说“是”。换句话说，作为性生活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手淫现象，一直是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在1712年前后（启蒙运动的初始时期），为什么手淫这一话题会从道德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道德问题？几千年以来，与其他关于肉体欲望和道德的话题——如婚姻内性享乐的目的和节制问题，以及
同性恋问题——相比，此话题一直默默无闻。几千年以来，无论医生、哲学家、犹太教士，还是牧师，他们对两性伦理的阐释也集中于成年男性。然而，这所有一切都在几十年间全然改变。随着手淫话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和注意，未成年人——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尤其是女性，被认为是从事这一行为的主体。不仅在欧洲，在任何一个自我意识得到启蒙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以及它无法言传的吸引力。手淫是中产阶级追求现代性体验的一种表现，它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行为。那么，对这样一种对少男少女及成年男女都具有致命诱惑力和满足感的性行为的节制为何会如此令人担忧？而在此之前，就其讨论程度而言，手淫只是存在于成年男性和寺院僧侣中间的一个边缘问题。

　　自1712年起，这种被《手淫》描述为“令道德受伤的苦恼问题”，这种“自渎的深重罪恶” （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成“罪行”一词）逐渐变得清晰、明朗，并且尖锐。手淫成为社会焦点这一现象也由此成为历史记载中有关文化变迁的一个有趣片断。在50 年左右的时间里，手淫从一个一开始只是穷苦文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慢慢地进入百科全书的殿堂——百科全书的出现被视为文化启蒙运动的一大成果。这一变迁显然不是宗教人士和文化保守派的功劳。现代手淫文化讨论诞生于一个全新的、不为宗教所束缚的道德世界。手淫现象所折射的恰好是这个世界隐秘的另一面。启蒙运动倡导的对自由的追求将这一最隐秘、最私人化、看上去似乎无甚大碍且不易被人察觉的性行为，推向追求幻想、欲望和自我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舞台。

　　在我看来，转折点出现在17世纪末期或18世纪初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手淫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道德观念被理解为自我掌控的时期。这种理念认为，所有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道德身份，但却有各自具体的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4］在那段时期，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文化逐渐形成:“这种文化推崇自由意志，认为自我探索的过程至关重要……而且，它对美好生活的诠释通常包含着个人的付出。”提出这番论断的人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当时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自主，且无法进行自我探索的世界，那时的幸福生活决定于物质，而非我们自身。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从这样一个世界脱离出来。广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之前，是非标准往往由上帝、宗教、政府而决定，概括地说，就是由个人与抽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决定。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一个人只有和朋友和谐相处，才是幸福的。“如果他孤独一人，生活将会十分艰难。”他的话道出了社交活动的准则，也是现实世界所认可的幸福生活的标准。就人类天性而言也是如此。换言之，无论以何种形式，人类与宇宙的联系往往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在17世纪末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正生存于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社会。然而，自17世纪晚期之后，人们越来越难以认可这样一种生存联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与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这个问题显然应该留给现代社会来回答。[[category:兩性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