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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她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勉强张开眼睛，看了看护士怀中蜷成一团的小家伙，是儿子，她重重地吐了口气，然后又疲惫地合上眼。她觉得唇边应该有一丝淡淡的微笑，因为一家完全属于她的咖啡店已经在向她招手了，可是她又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微笑的情绪，相反心里沉甸甸地堵得慌。

以上那幕发生在1999年6月17日。

且允许我们隐其姓名，把上文那个刚刚做母亲的女人称为小许。在若干年前，小许及她的“同类”们被我们这个城市用三个字概括着：金丝雀。如今这批“金丝雀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恩宠，被赶出了“金鸟笼”；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小许那样，非但仍然呆在鸟笼中乐此不疲，还为“主人”们生下了孩子。 
  
她们就是我们此刻要描述的特定人群，针对她们如今的状态，我们暂且给她们一个“升级换代”的称谓———金母鸡。

财产比儿子更让人踏实

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坐到了小许的咖啡店里，与她进行了一番随意的对话。

如果小许不告诉记者她的真实年龄，记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穿着品牌套装，留着微卷长发，一脸干练的女人才二十六岁。当然，不要误会，小许的皮肤相当光洁，整张脸找不出一道纹或一颗斑，记者之所以会觉得她三十出头，完全是因为她的那种神情。

你很难从这种神情中看出些什么来，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这样的老道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才二十六的女子。

“你先坐一会儿，等我把今天下午的帐算完。”说这句话的时候，咖啡店外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大约七八分钟后，小许合上面前的帐本，舒了口气：“终于算完了，每天都要这样忙几次。”

“为什么不找个会计呢？”记者不禁发问。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算心里踏实，再说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会计专业。”小许微微扬起脸，有点自嘲地笑了。

小许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读大学的时候她找了一份在酒店、舞厅做洋酒促销小姐的兼职。在一家现在已经停业，但当时十分出名的“迪吧”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威森的男人。威森是台湾人，三十多岁，在上海做高档礼品生意，有点身价。

“我起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更没有考虑过做所谓的“金丝雀”，当时就是本能地出于对钱的崇拜，很自然地跟了威森。”小许用很淡的口气说着这样的话，手缓缓地用精致的银勺搅拌着面前的咖啡，这时她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小许冲记者笑笑说：“保姆说我儿子午觉醒过来要找我，我叫她把他抱下来。”记者在后面与小许的交谈中才知道，小许与儿子、保姆平时就住在咖啡馆二楼的一套房间里。

小许和威森的同居生活过得很平静，威森时常回台湾，但无论多忙他都不会忘了给小许“生活费”。

“有时是三千，有时是五千，”小许有点感慨地说“对于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同时他又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因此我觉得特别满足。”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小许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正在一家银行实习，对未来的生活正充满了憧憬，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威森怎么也不同意，他在台湾虽然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但是他再想要一个儿子，他许诺小许：只要她替他生个儿子，他就帮她开一家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店。

于是，1999年6月17日，一个男孩出世了，小许给他取名叫旭旭。同年年底，小许的咖啡店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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