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 第二章

很久以前,大約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學生宿舍里住過。當時我十八歲,才剛上大學而已。爸媽擔心我一來在東京人生地不熟,二來又是頭一次离家,所以幫我找了這個宿舍。這儿不但供應三餐,而且設備齊全,兩老都覺得,即使是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初出茅廬的少年,也應該能夠适應才是。當然,錢也是個因素。住宿舍的花費要比一個人過活便宜得多了,因為你只要准備好棉被和台燈,其他的就都不必買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個人租個公寓,過得舒服自在一些,不過,一想到私立大學的入學金、學費,還有生活費,我就不好意思開口了。何況,只是找個地方栖身而已,并不需要太講究。
這幢宿舍位在東京都內一個視野良好的高台上。占地很廣,四周還圍著高高的石牆。一進大門,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櫸樹聳立在那儿,樹齡少說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樹底下仰頭一看,天空都教綠葉給遮得無間無隙。
水泥道是繞著這棵巨樹的,之后才成一直線穿過院子。院子的兩側分踞兩棟三層樓高的水泥建物,平行并排。這种大型建有許多窗子,看上去總給人一种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監獄,或是由監獄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覺。不過絕對不會有不洁或陰暗的印象。從敞開的窗子你可以听見收音机的聲音。而且每一個房間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晒了太陽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跡。
從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棟二層樓建,正是本都。一樓是餐廳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樓則有禮堂和几個會議室,甚至也有貴賓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來做啥的。本部旁邊是第三棟宿舍,也是一棟三層樓建。院子很大,綠色的草皮上有台水車溜溜地轉來轉去,陽光在車子上閃閃發亮。而本部后面,則是一塊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場地和六個网球場。設備的确是盡善盡美。
整個學生宿舍只有一個基本的疑點。它的經營者是一個以某极右派人士為中心的財團法人,而它的經營方針這自然是我個人主觀的看法扭曲得相當蹊蹺。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冊和宿舍條規就能知道個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針在于為國家培育有用的人才”,這是宿舍的始創本意。許多財界人士表面上是出于贊同才捐出個人財產,但實際上的用意則曖昧模糊,和這社會上的其他團体沒有兩樣。沒有人知道他們真正的目的。有人說這只是單純的避稅對策,也有人說是一种沽名釣譽的行為,更有人說他們是藉口蓋宿舍,目的只是想把這塊一等土地以類似詐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還有人說,其實都錯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复雜得多了。他說,經營者是打算以住宿生為班底,組成一個政經界的地下派系。不過,事實上宿舍里确實有個特權集團,專門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為團員。詳細的情形我雖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們每個月都要召開好几次的研究會,經營者也參与其中。听說只要加入為團員,將來便不愁沒有工作。眾說紛云,我實在也無法判斷究竟孰是孰非,但這些說法有一個共通點,即“反正這鬼地方是有些蹊蹺的”。
盡管如此,從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兩年,我就都在這個“有些蹊蹺”的宿舍度過。要是有人問我,為什么能在這种“蹊蹺”的地方過了整整兩年,我也答不上來。如果只是過過單純的日常生活的話,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偽善也好,偽惡也罷,對我來說根本沒有什么差別。
每天一早,庄嚴的升旗典禮便揭開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當然也播放國歌。
就好比說進行曲离不開体育報導一樣,國歌自然也离不開升旗典禮。升旗台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從那一棟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見。
主持升旗典禮的是東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監。他長得高頭大馬,目光銳利,年紀約在六十歲左右。滿頭怒發混雜著几許白發,晒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長長的傷痕。听說他是陸軍中野學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邊有個仿佛是升旗幫手的學生,沒有人知道這個學生的來歷。他理了個小平頭,老是穿著學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個房間。我從不曾在餐廳或澡堂里遇過他,是否真是學生也不知道。不過因為他總是穿著學生制服,想來大概是學生吧。否則實在也猜不出來會是什么人。和“中野學校”先生不同,他長得矮矮胖胖,膚色白皙。就是這么一對寶,每天早上六點准時在宿舍的院子里升旗。
剛搬進宿舍時,好奇起見,我常特地在六點鐘起床參觀這項愛國儀式。早上六點正,几乎是和收音机的報時分秒不差,這對寶便出現在院子里,“學生制服”不消說,自然是穿著學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學校”則一身運動服打扮,外加一雙白色布鞋。“學生制服”提著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學校”則提著一台新力牌的手提錄音机。“中野學校”將錄音机放在升旗台邊之后,“學生制服”便打開木箱。箱子里放著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國旗。這時,“學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將國旗遞給“中野學校”,好讓他為旗穿繩,然后“學生制服”便按下錄音机的電源開關。
“我皇治世”(譯注:日本國歌名)國旗攀著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時,國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暫且……”時,旗子已經升到頂端了。兩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轉睛地仰望國旗。如果這時天空晴朗,又吹著風的話,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禮和升旗典禮大致相同。只不過順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時是讓國旗冉冉下降,然后收進木箱子里。晚上不挂國旗。
為什么晚上不挂國旗?我不知道。晚上這段時間,國家還不是一樣存在著,還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車、計程車的司机、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隊、大樓的夜間警衛等。而這些人都得不到國家的庇護,我總覺得很不公平。但也許這其實并不挺嚴重罷!大概也沒有人會注意這些罷?會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這种人!再說,我也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沒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間,原則上是一、二年級學生兩個人一間房,三、四年級學生則一人一間。住兩個人的房間約六個榻榻米大,呈長方形,房間盡頭的牆壁上鑲著一面鋁門窗,窗前則分別安上兩組可以背向讀書的書桌椅。在房門口的左手邊還放了一張雙層的鐵床。家具看來都极簡單牢固。除了書桌和床,另外還有兩個柜子,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一個固定了的架子。再怎么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絕對沒法說這是個詩情畫意的環境。大部分的房間架子上都擺著電晶体收音机、吹風机、熱水瓶、電熱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面的鍋子和簡單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貼了些“平凡出擊”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從哪儿撕來的小電影的海報。也有人開玩笑地貼了兩頭豬交配的照片,不過這算是极少見的。大部分都是貼裸女或年輕女歌星、女演員的照片。而桌上的書架上則擺了一些教科書、字典、小說等。
由于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間都髒得不像話。垃圾筒底黏著些發了霉的橘子皮,被當作菸灰缸來用的空罐子,積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煙來,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來滅火,所以房里總是彌漫著一股餿味。每一种餐具都髒兮兮的,到處更是都黏著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地板上也盡是些泡面袋子、空啤酒瓶、蓋子什么的。但就是沒有人會想到要拿支掃把將這些廢物掃進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風,地板上的灰塵便跟著飛揚起來,弄得房里灰蒙蒙的。而且,每個房間都飄著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間不同而略有差別,但构成味道的“分子”几乎是一模一樣。沒別的,就是汗、体臭、還有垃圾。由于大伙儿把髒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沒有人定期去晒晒棉被,棉被又吸進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聞。在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沒有致命的傳染病發生,直到今天我仍覺得不可思議。
不過和他們比起來,我的房間卻干淨得像太平間一樣。地板一塵不染,玻璃窗閃閃發亮,棉被一星期晒一次,鉛筆好端端地收到鉛筆盒里,連窗都一個月洗一次。我的室友愛干淨愛到几近病態。我對其他人說:“這家伙連窗都拆下來冼。”居然沒有人相信。沒有人知道窗是必須經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挂上去就挂個大半輩子。“他神經病呀?”他們說道。于是,自此以后,大伙儿都管他叫“納粹”或“突擊隊”。
我們的房間不貼暴露的照片,貼的是阿姆斯特丹運河的照片。我本來貼了張裸女,但他卻說:“喂!渡邊,我……我可不喜歡這玩意儿……”,然后就將它撕下,換上運河的照片。我倒也并不是非貼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沒說話了。不過,到我房間來玩的人看了那張運河照片,都說:“這是什么東西啊?”我答道:“『突擊隊』可是一邊盯著,一邊手淫喲!”我只是開玩笑地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大伙儿全爽快地相信了。因為大伙儿實在太爽快了,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伙儿對我和“突擊隊”住在一塊儿的事,都抱著同情的態度,但我倒不怎么厭惡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干干淨淨的,他倒是不怎么干涉我,我反而樂得清閒。掃地是他,晒棉被是他,倒垃圾還是他。我要是一忙起來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發出臭味,他使會忠告我該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該去理發、剃鼻毛了。比較傷腦筋的是,只要有一只虫出現,他就拿著殺虫劑繞著房里四處噴。這時,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間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擊隊”在某國立大學里攻讀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圖。”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道。
“你喜歡地圖呀?”我問道。
“唔!大學畢業以后,我想進國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圖。”
我深深体會出這世界上的人們果然是有著各种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標。
這還是我到東京之后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現今的社會里,對制作地圖有興趣、有熱愛的人少之又少盡管實際上也不需要太多這的确教人很傷腦筋。
但是一個一說出“地圖”兩個字就開始口吃的人會想進國土地理院,實在有點詭异。“突擊隊”并不一定是一開口就會口吃的人,可是只要一說到“地圖”這個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來。
“你……你念什么?”他問道。
“戲劇。”我回答。
“戲劇?意思是演戲?”
“不!不是。是讀劇本、研究戲劇。像拉席爾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亞的。”
他表示他只听說過莎士比亞。其實連我自己也几乎可說是沒听過。只是作筆記時曾寫過罷了。
“你就喜歡這些?”他問道。
“談不上特別喜歡。”我說。
這個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來,口吃便愈形嚴重,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很不應該。
“我什么都喜歡,”我解釋道:“什么民族學呀、東洋史,我通通喜歡。只是有時會比較喜歡戲劇,如此而已。”不過,這段說明自然說服不了他。
“我還是不懂,”他确實是一副不解的表情。“我……我喜歡地……地圖,所以才念地……地理,所以才專程到東京來上大學,要家人寄錢給我用。可是你又是不一樣的動机……”
其實他的動机才是正确的。但我已經懶于解釋了。之后,我們便將火柴棒折成兩段來決定上下。結果他睡上,我睡下。
平日他總是穿著白襯衫、黑長褲,再套上一件藍色毛衣。小平頭、高個子、高顴骨。到學校上課時則穿學生制服。鞋子、書包一律全黑,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學生打扮。所以說,他對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沒興趣,盡管大伙儿給他起了個渾名叫“突擊隊”。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也是因為懶得挑衣服穿的關系。他只關心海岸線的變化啦、新鐵路隧道完工等等這類的新聞事件。只要一談起這方面的話題,他就會一面口吃、一面咿咿呀呀地談上一、兩個鐘頭,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為止。
而每天早上的“我皇治世”則是他的鬧鐘,只要一听見,他就起床。這么看來,那堂堂皇皇、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禮倒也不是完全沒有价值。起床之后。他便穿上衣服,然后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臉。一開始刷牙洗臉,總是非大半天不肯出來。教人忍不住要怀疑他會不會是把牙齒一顆顆拔下來洗。好不容易回到房里,“幫!幫!”几聲扯平毛巾的皺褶,將它攤放在暖气孔上烘干,跟著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之后便扭開收音机開始做起收音机体操來。
由于我習慣熬夜讀書,因此早上總得睡到八點左右。常常,他已經起床嗦嗦地開始忙,或是開始做体操,我還是好夢方酣的時候。可是,這時若是正好碰上体操中跳躍的那一節,我一定會醒過來。你非醒來不可。因為他每跳一次也确實是跳得很高就會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動、嘎嘎作響。我隱忍了三天。因為有人勸我說團体生活必須作某种程度的忍耐。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實在已經忍無可忍了。
“對不起啦!你能不能到屋頂上去做收音机体操呀?”我斬釘截鐵地說道。
“你在這里做會把我吵醒。”
“可是已經六點半了啊!”他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知道是六點半啊!但是六點半對我來說還是睡覺的時間。沒什么理由,反正就是這樣!”
“不行呀!到屋頂去做的話,三樓的人會說話。這房間下面是倉庫,沒有人會說。”
“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在草坪上做!”
“那也不行呀!我……我的收音机不是電晶体的,沒有電源就不能用,沒有音樂我就不能做体操了呀!”
他的收音机确實是古董型的,而我的雖是電晶体的,但卻只能接收FM的音樂,這下子可好了。
“彼此作一點讓步吧!”我說。“你還是做你的体操,但跳躍那一節就省了吧!跳起來真吵死人了!這樣可以了吧?”
“咦!跳躍?”他仿佛吃了一惊,又追問道:“什么跳躍?”
“跳躍就是跳躍嘛!碰碰跳的那种呀!”
“沒有啊!”
我的頭開始痛了。心里是已經不想再計較了,但又覺得說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我便真的哼起NHK電台体操節目的第一首旋律,然后在地板上“碰!碰!”地跳了起來。
“你看,就是這個呀!有沒有?”
“哦!對了!是有呀!我忘……忘了。”
“所以說呀!”我坐回床上說道。“就這一節省了好嗎?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省了這一節,讓我好好睡覺,行嗎?”
“不行!”他爽快地說道。“我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一節省掉。十年來,我每天都做,只要一開做,就毫無意識地做到結束。省掉一節的話,我就完全做不起來了。”
我還能說什么?到底還能說些什么?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時候,把那台可惡的收音机扔到窗外去,但倘若真這么做了,勢必會大大地引來一番革命。因為“突擊隊”是一個非常愛惜自己“財產”的人。我一時語塞,呆呆地坐在床邊。
這時,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來了。
“渡……渡邊,一塊儿起床做体操不就得了?”說罷,便吃他的早餐去了。
我把“突擊隊”和他的收音机体操的事說給直子听,直子咯咯地笑個不停。我原先并沒打算拿它當笑話來講,但結果卻連我自己也笑了。她的笑臉即便是一閃即逝可真是久違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下了電車,便沿著鐵路旁的長堤走到市谷去。這是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早上的一場傾盆大雨在中午之前就停了,低垂郁結的烏云被南邊吹來的風吹得不知去向。鮮綠的櫻樹迎風搖曳,陽光在上頭閃閃發亮。那陽光已是初夏的陽光。擦肩而過的人們已經脫去毛衣、外套,將它披在肩上或抱在怀里。在星期天午后和煦的陽光下,人人看來仿佛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長堤的對側有個网球場,一個年輕男人脫下襯衫,只穿著短褲在揮舞著球拍。兩個修女整整齊齊地里著一襲黑色的冬制服,讓人覺得夏日的陽光對她們似乎是莫可奈何。不過兩人仍舊帶著一副滿足的表情,邊晒太陽邊談天。
走了十五分鐘,背部滲出汗來了,我便脫下厚棉質襯衫,僅余一件T恤。她則將淡灰色運動服的袖子卷至上臂。運動服看上去似乎已經下水多次了,顏色褪得很好看。我記得很久以前也曾見她穿過,但已記不大清楚了。只覺得仿佛見過。當時,我對直子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團体生活好嗎?和別人住一起愉快嗎?”直子問道。
“我不知道。還不到一個月嘛!”我說。“不過也還不坏啦!至少還沒有什么事讓你無法忍受的。”
她在飲水處站定,喝了小小一口水,又從褲袋里掏出白色手帕來抹抹嘴。這才彎下腰來小心翼翼地系了鞋帶。
“喂!你想我也能過那种生活嗎?”
“你指團体生活嗎?”
“嗯!”直子說道。
“唔……那得看個人的想法了。說煩人倒也挺煩人的。規定多不說,又有一些傲個半死的蠢家伙,還有人一大早六點半爬起來做体操。不過,一想到這种人哪儿都有,也就不那么在意了。你反正知道自己非得住那儿不可,就能住下去了。就是這么回事。”
“說的也是。”她點點頭,有一會儿陷入沉思,然后仿佛想窺探些什么似的,深深地凝視著我的眼。仔細一看,她的雙眸竟清澈深邃得令人心惊。我從不曾發現到她有著如此清澈的眸子。說起來,我實在也不曾有過凝視她的机會。這還是頭一回兩人一塊散步,頭一回聊了這么多的話。
“你要搬到學生宿舍去嗎?”我問道。
“不!不是的。”直子說。“我只是在想,團体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已。然后……”直子咬著唇,正想著要如何措詞,結果似乎并不順利。她歎口气,跟著垂下眼來。“唉!不知道!算了!”
話就聊到這儿為止。直子又繼續往東邊走,我緊跟在她身后。
在這之前,我和直子已有一年不曾碰面了。這一年來,直子瘦得很厲害。曾經是她的特征的那圓圓的雙頰已然凹陷,脖子也變得纖細,但盡管如此,卻不會予入骨感或不健康的印象。她的瘦看來极其自然、沉著。仿佛是悄然隱身到一個狹小的空間,身子就這么自然地瘦下去的。而且,直子也比從前我所記憶的漂亮了許多。
就這些我一直想告訴她,但實在不知道該怎么措詞才好,結果什么也沒說。
我們到這儿來,并沒有什么目的。我和她是在中央線的電車上偶然遇上的。她正打算一個人去看場電影,而我則正在往神田書店街的途中。兩個人都沒有要事在身,直子便邀我一塊儿下車,我們于是下了電車。下車之后才知道是四谷車站,如此而已。但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事非得兩個人一塊商量不可。直子為什么要我一塊儿下車,我是一點也不懂。打從認識開始,我們倆就沒什么話說。
走出車站,她也不說往哪儿去,只自顧白地划著快步。沒奈何,我只得跟在她后頭。兩人之間保持著一公尺左右的距离。當然,你要想走在她身邊也并非不行,但不知怎的,我有點畏縮,所以總是沒法和她并肩齊步。在距她一公尺的后方,我邊盯著她的背、她的烏黑的長發邊走著。她的發上插著一支茶色的發夾,旁邊則是一只白白的小耳朵。直子常回過頭來和我說話,有些話我能答得出來,有些卻不知該答些什么,有些更是听不清楚。但她似乎并不在乎我究竟能不能听得見。她回過頭來說完自己想說的話之后,便又繼續往前走。唉!算了!反正這天气挺适合散步的,我想就隨她去罷!
然而,直子愈走愈不像是散步。她在飯田橋往右拐,出水渠邊,然后穿過神保町的十字路口,再爬上御茶水的坡道,到達本鄉,最后又沿著東京都電的軌道旁走到駒迅。這一段路并不算短。到了駒迅時,正是日落時分。這是個晴朗的春日黃昏。
“這是哪儿?”直子仿佛大夢初醒般問道。
“駒迅。”我說。“你不知道嗎?我們繞了一大圈呢!”
“為什么走到這儿來呢?”
“那得問你呀!我只是跟來的。”
我們走進車站附近一家面店,隨便叫點東西吃。口干舌燥的,我喝了些啤酒。
從點菜到吃完面,我們一句話也沒說。我是走得精疲力盡,她則將兩手搭在桌上,仿佛又在沉思。電視上的新聞報導說,今天因為是星期假日,風景區到處人山人海。而我們,從四谷走到駒迅。
“你身体不錯嘛!”吃完面,我說道。
“你嚇了一跳?”
“嗯!”
“念初中時,我曾經是馬拉松選手,跑過十公里、十五公里的。而且因為我父親也喜歡爬山,小時候一到星期天就去爬。你知道的,我家后面是一片山嘛!自然而然地腳力就不錯了。”
“不過倒真看不出來哩!”我說。
“是呀!大家都以為我弱不禁風呢!但是人豈可貌相呀?”說罷,她附帶地微微一笑。
“反倒是我失禮了,累得不像話!”
“真抱歉!黏了你一天。”
“但我很高興能和你說說話呀!我們從沒有過單單兩個人聊天的机會哩!”我說道。其實我根本不記得今天都聊了些什么。
她開始無意識地撥弄桌上的菸灰缸。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不會太打扰你我們能不能再碰面?當然,我知道我沒有理由作這种要求。”
“理由?”我惊道。“沒有理由是什么意思?”
她倏地紅了臉。也許是我吃惊得過頭了。
“我說不上來啦!”直子急欲辯解。她把運動上衣的袖子卷到臂上,跟著又放下來。燈光將她臂上的汗毛染成一片金黃,煞是好看。“我原本沒打算說『理由』兩個字的。我原本不是這個意思的。”
直子一手靠著桌子,盯著牆上的月歷好一會儿。像是期待從那上面找出适當的詞匯來解釋似的。但她當然沒有找到。歎口气,她閉上眼睛,又轉去撥弄發夾。
“沒關系!”我說。“我想我能了解你的意思。不過,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說呢!”
“就是說不上來。”直子說道。“最近我老是這樣哩!每當想要表達些什么,腦里就盡浮現出些牛頭不對馬嘴的字眼來。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就是正好相反。然后呢,越想把它糾正過來,腦袋里就越是混亂,越是牛頭不對馬嘴。這么一來,反而忘了自己最初的意思了。仿佛自己的身体分裂成兩個,彼此追著跑!正中央有根粗大無比的柱子,就繞著它打轉、追逐。最适當的字眼總是被第二個我揣在怀里,第一個我是絕對追不上的。”
直子抬起頭,凝視著我的眼。
“你懂嗎?”
“我想誰都會有那种感覺吧!”我說。“每個人都想表達自己,無法正确地表達時就開始急了。”
听我這么說,直子似乎有些失望。
“跟那個不一樣!”直子說道。但并沒有再作說明。
“我們當然可以再碰面呀!”我說。“反正星期天閒著也是閒著,走走路對身体也好哇!”
之后,我們搭上山手線,直子在新宿改搭中央線。她在國分寺(譯注:東京地名)租了層小小的公寓。
“你覺得我說話的方式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樣了?”分手時,直子問道。
“是有點不一樣。”我說。“不過,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個不一樣法。老實說,從前我們雖然常在一起,卻似乎很少說話。”
“是啊!”她也贊同。“下個星期六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好哇!當然可以。我會等你!”我說道。
我是在高中二年級那年春天認識直子的。那年她也讀二年級,讀的是一所貴族的教會學校。這學校“貴族”到什么地步?你若是太用功讀書,會被人說閒話,說是“不高尚”。我有個感情不錯的朋友叫木漉的(与其說感情不錯,還不如說是唯一的好友,一如字面所示),直子正是他的女朋友。木漉和她是從呱呱墜地便開始的青梅竹馬,兩家的距离也不到兩百公尺。
正如一般青梅竹馬的情侶一般,他們倆的關系相當公開,但并不會成天膩在一塊儿。兩人時常互相到對方家中作客,和對方的家人共進晚餐或打麻將。我也常常充當電燈泡。直子會將她的同學帶來,四個人一起到動物園玩,或是去游泳、看電影等。不過,老實說,直子帶來的女孩子可愛是可愛,水准顯然是在我之上。我始終覺得還是公立高中的女孩子比較适合我,談起話來比較自在,雖然她們是粗俗了些。我一點也弄不懂直子帶來的女孩那可愛的腦袋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我想,或許她們也無法了解我這個人罷!
因此,木漉不再要我參加“四人約會”,以后就只有我、木漉、直子三個人一塊儿出去玩,或是聊天什么的。說起來是有點畸形,但結果證明這才是最愉快、最完美的安排。一旦有第四個人加入,气氛就立刻變得很僵。我們三個人約會的時候,真像极了電視上的訪談節目,我是客人,木漉是腦筋靈活的主持人,直子則是助理。木漉總是扮演中心人物的角色,這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木漉确實有种喜歡冷笑的習慣,旁人常會誤以為是傲慢,但他其實是個親切而公正的人。我們在一起時,他總是特別留意,設法對直子和我同等待遇,又是說話又是開玩笑的,不讓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覺得受到冷落。要是有任何一方始終保持緘默,他便會轉去和他說話,說些和對方有關的話題。也許有人會覺得這么做太累人了,但事實上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因為木漉有一种能隨時意識到气氛變化、并巧妙應付的能力。同時更有种罕見的能力,能從對方無聊至极的談話中,設法找出几個有趣的話題來。所以,和他聊天時,在不知不覺中你會以為自己很風趣,自己的人生也十分趣味。
不過,他絕不是那种社交人物。在學校里,他只和我一個人熟。我實在不明白為什么像他這么一個腦筋好、口才好的人,不往外頭那一片廣大的世界發揮他的能力,卻自足于我們這小小的三人世界。我也不明白他為什么選擇我作他的朋友。因為再怎么說,我都是既平凡又不起眼,只喜歡一個人看看書、听听音樂。并沒有木漉那种隨時驅走冷場、取悅他人的才干。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一拍即合,馬上成了好朋友。他的父親是個牙醫師,出了名的醫術好、收費高。
“這個星期天,要不要和我們一起約會呀?我的女朋友念女校,她會帶可愛的女孩來唷!”一認識,木漉立刻對我說。我也立刻答應。如此這般,我才認識直子。
我、木漉、直子,我們的三人約會于是頻繁了起來。但只要木漉离開座位,我和直子便立即僵住了。兩個人都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事實上,我和直子之間并沒有共通的話題。沒奈何,我們只得默默地喝水,或是開始撥弄桌上的東西,靜靜地等木漉回來。木漉一回來,又繼續聊下去,直子不愛說話,而我又是個比較喜歡當听眾的人,兩人單獨相處時我總覺得有些不自在。并不是合不來什么的,只是無話可說。
在木漉的喪禮過后兩個禮拜,我曾和直子碰過一次面。我們約好在咖啡店碰頭談點事情,談完之后就不知該說些什么了。我試著找了几個話題和她聊,但總是說到一半就接不下去了。而且直子在說話時總是多所設防。我老覺得她似乎對我有些不高与,只就不知道原因何在。之后,我便和她分手了,直到再次在中央線的電車中相遇為止的一年當中,我們不曾再見過面。
我想,直子之所以對我不高与,會不會是因為最后一個和木漉見面說話的人是我而不是她?這么說也許并不很妥當,但我似乎能理解她的心情。倘若可能,我情愿當時是她而不是我,然而事已至此,再怎么想也是枉然。
在五月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后,剛吃完中飯,木漉便邀我翹掉下午的課,一起去玩撞球。我對下午的課也是沒啥興趣,兩人于是走出校門,晃呀晃的下了坡路往港口方向走去,然后走進一家撞球俱樂部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贏得相當輕松,木漉便突然認真了起來,贏了其余三局。按照事先的約定,我付了錢。奇的是,打球時他居然一句玩笑話也不說。結束之后,我們各抽了一支菸。
“你今天怎么這么嚴肅呢?”我問道。
“我今天不想輸嘛!”木漉滿足地笑道。
就在當天晚上,木漉死在家中的車庫里,他將橡皮管接到N360的排气管上,再用橡膠膠帶封死窗口,然后便發動引擎。我不知道究竟花了多久時間他才死去。
總之,一直等到他的雙親探過親戚的病回家,將車庫門打開放車子時,才發現他早已气絕。當時車上的收音机還開著,雨刷上夾著一紙加油站的收据。
沒有遺書,也想不出他的動机。由于我是最后一個見到他的人,警察便把我調去問話。我對問話的警官說,我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樣,他和平日沒什么不同。
警官對我和木漉似乎都沒有好印象。他大概是覺得翹課去玩撞球的高中生會鬧自殺,根本不足為奇罷!結果就只在報上登了個小方塊,事情便草草結束了。那輛紅色的N360也被處理掉了。而木漉在教室里的座位上則放了好一陣子的白花。
從木漉死后,到高中畢業為止的這十個月之間,我發現我很難在周遭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是有個女朋友,也和她上過床,但也維持不了半年。我從來都不曾對她動過情。后來,我選了一所比較容易進去的東京私立大學考,之后就渾渾噩噩地進去念了。臨行前,那女孩一直要我打消主意,但我當時只一心想离開神戶。到另一塊陌生的土地上開始我的新生活。
“我已經和你有過關系了,所以你就不理我了是不是?”她哭道。
“沒的事。”我說。我只是想离開這個地方而已,但她卻不能諒解。于是我們便分手了。在開往東京的新干線上,想起了她的种种好處,覺得自己實在過份,不禁有些后悔,但眼看著木已成舟,我只好下定決心忘了她。
到了東京,住進宿舍,開始我的新生活時,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自己該做的。
亦即凡事都不能想得太深,凡事和自己之間都必須保持适當的距离。我決定將過去的一切忘得一干二淨,忘了那舖著綠氈的撞球台,紅色的N360、座位上的白花,還有從火葬場那高聳的煙囪冒出來的煙、警察局的審問室里那個厚重的文鎮,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忘掉。剛開始的時候進行得還算順利,但不論如何努力想忘掉,我心中總是還殘存著一种朦朧而仿佛空气一般的凝塊。隨著時光的流逝,那凝塊漸漸地形成了一种單純、清楚的形狀。我現在可以用一句話來替代這個形狀了,也就是底下這句話。
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它的一部分。
將它替換成文字就顯得俗气多了,但對于當時的我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空气的凝塊。死,它存在于文鎮里面,存在于撞球台上面四個并排的紅、白色球里。我們一邊慢慢地將它吸進肺里,像是吸細小的灰塵一般,一邊過活。
在那之前,我將死看成是一种和生完全迥异的東西。死,就是“總有一天,死會緊緊的箍住我們。但是反過來說,在死箍住我們之前,我們是不會被死箍住的”。我一直覺得這是最合乎邏輯的思考方式。生在這頭,死在那頭。而我是在這頭,不是那頭。
然而自從木漉自殺的那個晚上開始,我無法再把死(還有生)看得那么單純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對立。死早已存在于我的体內,任你一再努力,你還是無法忘掉的。因為在五月的那個夜里箍住木漉的死,也同時箍住了我。
我就這樣一面感受那空气的凝塊,一面度過我十八歲那年的春天。但同時,我也努力不讓自己變得深刻。我漸漸能意會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實。不過,左思右想,死仍舊是一种深刻的事實。我便在這几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來回地兜著圈子。如今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為中心,不停地旋轉著。